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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Ｓ與種族有關？

□編按：在台灣ＳＡＲＳ防疫破功初期，即發生關於ＳＡＲＳ來源的爭議，而牽涉了種族問題的討論，此後，又因＜馬偕醫院＞周姓醫師染上ＳＡＲＳ卻至日本旅遊而引爆了更巨大的風波，所以，本報轉載三篇文章以供讀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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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與種族

□5月21日＜中時晚報＞文章，作者是英國留學的博士候選人施威全。

ＳＡＲＳ，北美稱為“亞洲病”，台灣人怪中國，北京人怪廣東。像納粹（蜂報註：世界二次大戰時，德國希特勒所掀起的法西斯主義暴行）把經濟問題歸咎於猶太人般，種族風俗「很方便地」成為分析的概念。蔡同榮（蜂報註：民進黨立委，民視董事長）稱ＳＡＲＳ為中國肺炎，學者李筱峰稱為中國之疫，是其中代表作。

真有某種族就比其他種族愛乾淨？李筱峰說：日據初期，台灣人「犬雞豬和人雜居」，而推論「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典型的種族論說法。看當時日本的例子；在同一世紀的上半葉，日本有傷寒、痢疾和霍亂的三次大流行，22年的霍亂橫掃長崎到大阪。下半世紀，在台灣致力公共衛生和都市計畫的日本人，還是無法遏阻77年、79年、82年和86年霍亂在日本四次的大爆發，77-80年間死亡近五萬人。所謂「愛乾淨」的日本人，當時是啥德行？72年，東京還得特別立法禁止公共裸露和隨地便溺。

疫，來自家園畜牧，大疫，因為人類的集居，常由較發展地區流向低發展地區。經濟型態差異，故美洲新大陸並無反向地將疾病傳播給歐洲，維京人沒有輸出給英格蘭。與畜同居，來自小農的私有財產制，英格蘭就是與豬同屋的典型例子。若從種族主義談疾病，台灣人不只是中國人，還是英格蘭人？

人和人混在一起，比人和豬在一起，其實還來得危險。因為水土不服，公共衛生和都市計劃，往往是殖民者登陸後的當務之急，所以，大疫是都市計畫的盟友。台灣就是個典型；日據時代的總督府為了保命，在台灣推行連日本都沒有的都市計畫，同時期，霍亂頻傳的長崎，特別是碼頭市區的窮人與工人，日本政府多驅離拘禁，少投資基礎建設，才不管他們死活。所以，防疫是經濟問題，是階級問題，恰恰不是種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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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台灣大霍亂，日本人傳入！

□5月23日的＜蕃薯藤＞報導。

馬偕醫院周醫生疑似感染ＳＡＲＳ，在發病前赴日本旅行，引發台灣與日本之間軒然大波，不過回顧將近一百年前，即1919年，也有個日本商人，將霍亂傳到台灣造成大流行，當時全台灣死了兩千六百多人，經過四個月的強制隔離，才控制疫情，文史工作者楊蓮福收藏了一本日據時代台灣爆發霍亂疫情的血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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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基因與ＳＡＲＳ

□作者是胡承瑜。

漢人把「天花」傳染給台灣原住民，這是歷史上的通例，而非特例。當「農業民族」和「非農業民族」第一次接觸時，總是「農業民族」把傳染病大規模地傳染給「非農業民族」，而不會是另一方向。

最有名的例子，是歐洲人移民美洲後，先是無意，後來故意把「天花、麻疹、傷寒、流行性感冒」等傳染給美洲原住民，即印第安人，這是使得美洲原住民人口劇減95﹪的最主要原因。

人類發明了農業，也因而，創造了大規模傳染細菌和病毒的生長環境，其原因如下：

1.農業的生產力能養活比非農業生產力至少多十倍以上的人口，所以，農業民族的人口密度大為增加。
2.農業社會定居一處，不到處遷移。
3.農業社會畜養很多動物，和人類居處極為接近。而且，農業生產利用人類與動物的排泄物做為肥料。

基於上述分析，從自然淘汰的觀點來說，在農業社會能存活下來的人，本來就具有對某些流行性傳染病抵抗的基因（遺傳因素），或是，因罹患傳染病痊癒後，而產生抗體（環境因素）。然而，非農業民族的人民則不是生存在這樣社會經濟條件的環境，故而，當他（或她）們和農業民族接觸時，就會發生這種現象；非農業民族生病，而農業民族則不會。印加帝國就因此而完全喪失了抵抗歐洲入侵者的鬥志。

李筱峰號稱歷史學家，竟然不知道此一放之四海皆準的歷史事實，還是為了個人的偏見，故意歪曲？另外一項通例，也被李筱峰拿來當做特例以證明日本人比中國人高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於疾病的士兵，遠多死於戰場者。前幾天才是護士節，李筱峰應該好好複習一下南丁格爾的事跡。

把疾病取個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名字，在以前是司空見慣。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氏症」（Down's　Syndrome）。由於，「唐氏症」患者的第21對染色體多了一條，智力比常人為低。因為有些患者皮膚稍顯黃色，當唐氏（Down） 在白種人中發現此病症時，他竟然異想天開，認為患者是從白種人「退化」成黃種人，所以，智力比普通白種人低，於是，他便把此病症命名為「蒙古痴呆症」！

所謂「蒙古」不是內蒙古、外蒙古等地理上的蒙古，而是人類學上的蒙古人，即是通常所稱的黃種人，包括了漢、滿、蒙、藏、越南、朝鮮、日本各族。但是，這是十九世紀的事了。沒想到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有人拿疾病當做政治工具，挑撥族群矛盾！真使人懷疑，社會真的進步嗎？

由 發表於 May 26, 2003 07:31 P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