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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ARS體檢台灣醫療體制」座談會 會議記錄（上）

■轉載自 苦勞論壇2003/06/01
【編按】6月1日「蜂報」與「台灣新社會協進會」舉辦的「從SARS體檢台灣醫療體制」座談會，會議中發言踴躍。感謝「苦勞網」朋友即時、辛苦的整理出會議內容，蜂報「影像目擊」在6/3也會將這場座談會以影像的方式呈現。同時也期待，理性的公共討論在網路上持續進行.....

為何防疫破功？ ─ 醫療體系私有化
■范國棟醫師

由於登革熱和腸病毒等傳染病，台灣在五年前才成立疾病管制局。不過，台灣迄今卻沒有沒有投入資源來維護公共衛生與防疫體系，而完全仰賴以醫療體系，承接疾病的善後問題，作事後補破網的工作。然而，台灣的醫療體系從1970年代大型財團企業搶入醫療產業，到1990年代逐步走向私有化，目前10多家公營醫院，已經轉向民營化，完全以利潤導向來運作，採用按件計酬等薪資和考核制度，才是今日防疫破功的結構性原因。

回溯台灣醫療體系私有化的歷史。

台灣在1950年，透過美援物資，來進行公共衛生，同時，當時的省立醫院和公立醫院體系仰賴美援，到了1970年代以後，這些醫療機構同時也是承接農保、勞保等公共保險的醫療前鋒。相對於此，當時台灣有非常多家族醫院，規模都很小，當時的公立醫院採用年薪制度，家族醫院的薪資制度則仿效公立醫院。

到了1970年初期，馬偕醫院張錦文引入論量計酬制度，讓馬偕醫院的診療量增加，改變了基層醫師的勞動條件。到了1970年代中期以後，台塑集團以財團法人之姿，投資興建台北和林口長庚醫院，興建超大型的醫院規模，並且迫使政府辦理私立醫院評鑑，使投資規模龐大的私立醫院能夠與勞保個別洽談醫療給付標準，把私立醫院成為賺錢事業，並且享有稅負減免等種種優惠。

台塑集團之後，陸續引來企業財團投入醫療產業，包括霖園 (國泰醫院)、遠東 (亞東紀念醫院)、奇美 (奇美醫院)、和信 (中國信託)、新光人壽 (新光醫院)等。

1980年代，台灣進入自由化、私有化的浪潮，公立醫院也逐步朝向民營化路線發展。不過，醫療產業最特殊的是，透過健保局對全民強制納保，掌控保費資源，再與財團化和私有化的醫療體系，因此，轉為民營化的公營醫院，不像是其他國營單位會賠錢，基本上都還是賺錢的單位。

防疫的歷史考察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李尚仁

歐美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下，醫療產業都在往私有化發展。回顧歷史，國家介入醫療體系，與當時的生產方式、國家角色有關。

十九世紀初期，國家才開始介入醫療。當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從國家和資本家的角度來看，認為貧窮會導致衛生不佳、營養不良，這是因為窮人都是懶惰和道德不佳，也因此導致疾病，所以，國家也因此介入來改善公共衛生，以提高生產力。

以德國來說，俾斯麥是在國家威權主義下，為了瓦解工會的階級力量，因此，取代工會健康互保的機制，給予工人健康保險，由雇主工人和國家三方負擔，並且有助於提高生產力。而英國在1910年代實施健康保險和公醫制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下，要消滅貧窮，提高生產力，另一方面也是在攻打他國時，募兵和徵兵來士兵，多來自弱勢族群，這些人健康不佳，因此，為了需求大量的炮灰，維持海外霸權，因此，各國會把健康的人口視為國力的表徵，來介入醫療體系，甚至教導母親如何教養小孩。

雖然，從歷史來看，國家介入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是帶著濃厚的功利計算和民族主義，出發點有侷限和限制，但是，也實際上帶來改善。

到了1980年代，歐洲浮現福利國家危機，於是走上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道路。在私有化之下，英國在柴契爾時代，公醫制已引入私有化的管理制度，到了新工黨的手上，公醫制更引入私人管理團隊，甚至公辦民營成為一種潮流。

這也許跟已開發國家的生產型態與戰爭有關。已開發國家產業外移，基層工作由外勞來作，公眾的健康和生產力不再掛勾，戰爭動員的兵員也不大，因此，把公眾的健康交給私部門來處理。

SARS暴露出公共衛生很多問題，SARS事件是可以對私營化施力的點，重點是，我們現在必須思索，透過這次事件的爆發，我們可以做什麼來反制或制衡醫療體系的私有化。

為什麼犧牲的是基層護理人員 (1)
我們要工作安全，不要進忠烈祠
■校園護理人員協進會理事長 鄭麗貞

校園護理人員協進會是串聯全省3000多個校護，關心校護工作外包等議題的基層組織。在SARS疫情爆發後，我們即刻試圖透過人際關係，來聯繫長庚醫院的醫護人員。不過，長庚醫院是相當高壓的機構，從長庚將100多名遞出辭呈的護理人員，讓他們放假，在院內隔離的醫護人員斷絕和外面的聯繫，他們自己也不太敢對外發聲，因此，基層醫護人員的心聲完全被封鎖。

實際上，第一線的護理人員長期以來的勞動條件都很差，公立醫院有三分之二是公務員，三分之一是約聘僱人員，而私立醫院都是約聘僱，甚至，目前醫護人員、醫檢師等等部門，都有外包化、人力派遣和彈性化的趨勢。醫護人員在工時很長，在SARS疫情中，也沒有足夠的防護設備，薪資也不佳，因此，抽籤被派上第一線照顧SARS病患，宛如抽籤進忠烈祠。我的親戚和朋友都打電話來，甚至有台北的朋友打電話交代我，死後想要去佛光山。

醫護人員組成的職業工會原本應該是代表醫護人員發言的機構，但是，長期以來，醫護人員職業工會卻被長庚醫院院方下令，由親資方的醫護長出面選舉和把持，因此，基層醫護人員的權益和條件都不能被訴求和伸張。

其中，以長庚來看，長庚有3,000位護士，每年有300人次的流動，光光看數據，就知道那個地方勞動條件太差，留不住人。難怪會有100多人在SARS爆發時候辭職，卻被整個社會冠上污名，甚至說是叛逃。

實際上，院內的防疫情況很糟糕，沒有樓層想要照顧SARS病患，因此病人「公家分」，每個樓層都分到幾個病人，加上同時也沒有動線管理，結果病毒到處擴散。同時，醫院為了節省設備成本，規定護士穿著防護衣，包著尿片上陣，中途不能上廁所，因為上廁所就要換一套全新的衣服。後來，發生護士爭著要進去SARS病房，這不是重賞的結果，而是護士認為，「至少知道敵人在這裡，這比到處跑安全」。

護理工作不斷被邊緣化，基層護理人員被擠壓到很低的地位，同時在私有化的醫院，完全以利潤中心為考量，拼命壓縮護理人員的薪資條件，節省護理人員的安全防護，因此，護理人員應該要站出來要求納入勞基法，爭取護理人員的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我呼籲第一線的護理人員要和校護結合起來，一起爭取權益。

校護在這幾年來，也在私有化的潮流之下，逐漸將校護工作外包給醫院，醫院收取經費，只發兩萬二聘僱一位校護，從中抽取利潤，並且把校護原本在進行的公共衛生教育工作，置換成學童生病處理一下的疾病治療。

為什麼犧牲的是基層護理人員 (2)
醫療是服務業，但是，不等同於商業化的企業
■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總幹事 王芝安

我贊成醫療是一種服務業，也可以是一個服務，但是國家必須掌控這個服務，才能讓國民健康與安全，但是，服務業不等同於民營公司，民營公司以利潤思維來運作，在成本考量下，一方面犧牲國民健康，另一方面醫護人員的勞動力付出，卻沒有相對的成果，利潤全部被院方賺走。我認為，服務業不等同於要像是企業或公司一樣的運作，其中的營利不應該歸給院方，而應該歸所有的老百姓。

在SARS封院後，長庚醫院馬上把126個遞出辭呈的護理人員，當作事假處理，被隔離的人聯繫不上，隔壁兒童醫院的護理同學只要一對外講話，就被記過。

實際上，醫療界的高壓是非常恐怖的，臨床醫護人員只要傳伊媚兒，就被約談。因此，整個社會都聽不到基層護理人員的心聲。更何況，醫護人員是聘僱制度，在合約尚未到期前解約，長庚有本事讓醫護人員接下來找不到工作，因此，基層護理人員當然非常的恐懼與害怕。

此外，SARS緊急命令把醫護人員視同作戰的士兵，原本在緊急命令中要規定，「叛逃」的醫護人員要撤銷證照資格，不過，後來取消了。

我們提供了愛護專線，讓疲累、憤怒和害怕的護理人員，可以說出基層的處境，聲援在基層難以發聲的護理姊妹。愛護專線的電話是02-23922193。傳真02-23910891。E-mail：fita@ms17.hinet.net。

為什麼犧牲的是基層護理人員 (3)
■蘇偉碩醫師

勞動條件相當差的護理人員在SARS疫情中，比照軍隊處理，叛逃和撤離要吊銷醫護證照，陣亡可以進忠烈祠。

在醫院的思維中，護理人員是賠錢單位，因此，醫院拼命在壓縮成本。此外，醫院內也有很多科別都是賠錢的，比如病理、感染、精神科等，如果不是目前進行醫院評鑑，評鑑要求醫院要設立很多科別和規定床位數，醫院根本不會設置這些科別。

台灣的醫療體制的歷史觀認為傳染病和急性病是不文明國家的疾病，因此，認為隨著國民所得提高，應該轉向慢性病和社會文明病。因此，目前台灣除了肺結核之外，並沒有專屬感染醫院，除了大型醫院，一般的醫院並沒有獨立的感染內科，台灣感染控制師不到五百位，平均一家醫院只能分配到一位感控師。因此，可以說，這次SARS疫情的爆發，不是偶然的防疫網破了，台灣是一張到處都是破洞的防疫網。

說實在的，SARS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病毒，若是新型病毒，甚至可能屍橫遍野，根本經不起考驗。

在台灣私有化的醫療產業中，原本就犧牲大批護理人員和基層醫生的勞動權益，甚至是生命與健康，過去也隱藏著相當多的職業傷害，院內感染，不過都被視為個案，很少浮上檯面，被社會大眾看待，這次SARS疫情剛好是一個爆發點。

為什麼犧牲的是基層護理人員 (4)
■國軍左營醫院產業工會常務理事尹巧玲

左營國軍醫院是軍營醫院，但是，實際上，院內的250個護理人員，其中有100多個是約聘僱人員，院方採取彈性勞動，約聘僱員工的待遇是有做才有錢，常常得超時工作，超時工作卻又被說是工作沒有效率。通常一個護理人員要照顧三十六個病人，待遇比外勞還不如。

我們是在國軍醫院精實案後，被院方單向而又沒有說明地，要求從具備正式職員資格，重聘，成為聘約僱人員。之後，因為軍醫院的特殊性，我們成為法律孤兒，銓敘部說我們不是公務員，不歸他管，衛生署又說我們是公務員，也不歸他管。

左營國軍醫院工會在民國八十九年六月成立，目前加入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在去年通過八四工時候，去跟院方爭取週休二日，後來爭取到了。也爭取原本只有現役軍人才有的休假獎金，後來也要到了休假獎金。可見，勞工組織起來，就能夠產生力量。

全台有十八家軍醫院，今天視同作戰，軍醫院當然要打頭陣，不過，看起來是軍醫院在後，先派院內的聘僱人員上，去支援SARS作戰，可是，院方什麼交代都沒有，工會就出面去問院方給什麼保障，院方表示是比照衛生署規定處理，可是，衛生署並沒有相關規定，後來院方才表示是工作七天、休五天，真的是太誇張了。我們護理人員很願意去支援抗疫，但是，院方卻一點承諾或保障都不給。

資本主義與醫療機構工業化？
高科技化、去技能化、階層化、生產線化與勞動監控化
■蘇偉碩醫師

醫療體系發展迄今，逐漸具備工業化勞動的特徵。其中，最具體的表徵就是使用儀器和機械。過去，醫生的形象是拿個包包，裡面有聽診器和聽診槌，頂多帶著隨身護士，靠著經驗和知識來行醫，某種程度像是黑手，醫術某種程度像是藝術。

現在則是建置成為醫療團隊，比如說長庚醫院，像是一座超級市場，連葬禮都包辦。醫療過程中，完全使用儀器(機器)來判斷病情。這次就有和信治癌中心院長黃達夫醫生跳出來，痛批醫生沒有好好詢問病史，才會引爆SARS疫情。醫師越來越仰賴儀器，只能靠行在買得起儀器的大醫院才能幹活，同時，醫師也分科別，形成部門和科層組織，形成類似大工廠的協作。

在大工廠的協作中，工序如何標準化成為管理的課題，台灣的醫療體系也慢慢走向這個過程。醫療過程如果成為標準化的工序，是會統一醫療品質，還是將醫療去人性化，進而監控醫護工作的過程，是有待考驗與觀察的。

從SARS體檢台灣技術官僚能力 (1)
■蘇偉碩醫師

台灣的醫療體制下，醫院私有化，醫院比較會聽健保局的話，因此，是由健保局強制收健保費，做大公共大餅，再分配到私有醫療體制，也因此可以來解釋衛生署為什麼叫不動醫院，衛生署對醫院只有三年一次的評鑑，微量補助教學研究計劃，不能養活醫院，因此，要求衛生署去統合流行疫病的單位，看來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

因此，衛生署前任署長涂醒哲當然叫不動私有化的醫院，現在換上陳建仁也一樣。這不是他個人無能的問題，一方面這是醫療體制私有化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陳水扁政府在政治的考量下，不想拿動得了醫院的健保局當制高點，要求各醫院配合防疫。所以，才會發生臺大醫院的病患轉不出去，這家百年老醫院，關閉急診室兩週，拒收病患，這既是台大醫院的羞恥，也是無奈。

在防疫工作中，我們只看到行政官員什麼都沒有做，只應付兩種人，一是立法委員，一是媒體。

從SARS體檢台灣技術官僚能力 (2)
■世新大學教授蔡建仁

我想從微觀(肉體)，中觀(公共政策)，宏觀(政治)，三個角度來切入。

從微觀來看，病毒到現在都不知道，政客就胡鬧一場，宣佈各種措施。不過，其中有不胡鬧的部分，SARS疫情代表著生態的大重組，新的物種源源不斷發生，我們要如何與病毒共存，重視環境生態，是很重要的課題，兒不是不斷培養東方不敗，要研發疫苗，一心想要殺死它，必敗的是人類。始終以技術性和對抗性的方式來處理疫情，不是治本的方法。

從公共政策來看，政府要全民戴口罩，灑消毒水，勤洗手，量體溫。這是放棄公共政策，而把一切個人化、道德化，甚至是美學化。這是對公共思維的黔驢技窮，完全失去公共政策的思維能力，我們必須要意識和批判到這一點。

在政治上，政府必須要找帶罪羔羊，剛開始，衛生署宣佈三零政策，後來成為天大笑話。後來，又把病毒連上了國家安全，上昇為恐怖主義，這遠比SARS更為惡毒。

此外，從今天討論的脈絡，批評醫療產業的私有化，因此，反過來是要要求公益制，「公」不要想成是政府，不要落入官營，而必須有其他的可能性。

很顯然，從第一線護理人員的組織情況，要現在去組工會，建立基層組織來保護他們是不可能的，在基層護理人員組織沒有力道的情況下，不可能要她們自我防衛，必須站在人道的立場上，要求醫院作為財團法人，讓員工和員工眷屬親友，可以進入醫院的財團法人組織，公開監督它的運作，讓醫院回歸非營利的財團法人單位，不以商業利潤為考量，重視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

醫院是財團法人組織，免營業稅，是由捐助成立，屬於社會公益單位，可是，實際上，醫院連財務監督都看不到。醫院享有全民和社會給的權利，卻沒有付出同等的義務，應該讓所有人都拿到這些醫院的財務報告，去監督醫院的運作，這是馬上立即可以做的。

SARS對一般勞工處境的衝擊 ─ 服務業和勞工歧視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賴香伶

SARS疫情對工人的衝擊，現在才要開始而已。從和平醫院爆發迄今，工委會接到一些勞工首當其衝，被裁員和減薪，包括觀光業、餐飲業，甚至是計程車司機的生計，都有問題。

工委會在四月份以來，首先是到和平醫院拉布條，聲援第一線醫護員工，要求自組工會，進行集體協商，保護自己的權益，但是，整個疫情當時高度緊繃，和平醫院外面，媒體並不支持，任何會干擾防疫的動作。

接下來是立院審紓困防疫條例，立院審法時，對產業紓困有很清楚的幫助，給予500億元紓困基金。不過，卻沒有給勞工的保障。實際上，已經很多企業會「假中煞，真資遣」，當時，環亞飯店、西北航空、國泰航空、葡京、麒麟飯店等勞工到立院抗議，立委高明見出面傾聽意見，因此，通過附帶決議，內容包括隔離要給公假，員工薪資補償貸款等措施。

目前，個別勞資爭議當中，朝著依法處理的方向。當中，沒有工會和有工會的工人抗爭的過程相差很大，有工會的工人以集體談判，要求工作權。但是，服務業過去一向以服從老闆和服務客人，多是女性為主，沒有工會，因此，他們的心態是拿了資遣費再說，沒有辦法透過掌控生產工具來罷工。

這些服務業的大財主，設籍加拿大或香港，有後路，裁員和退出的靈活度相當大，根本不想要拿紓困大餅，在疫情中，往往選擇先止血，再看風向。而服務業的勞工都是中高齡，連進一步輔導轉業的可能都沒有。

除了裁員和減薪等問題，還有歧視問題。桃園市政府發公文，要外勞在廠內休息，明為保護外勞，但是意識型態，是歧視外勞是超級傳播的潛在人口。

由 cyberbees 發表於 June 2, 2003 12:55 A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