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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與一個人（二）

■作者：李亮 ＜蜂報＞菲律賓特派員

「這裡約十萬人，因為一些客觀限制以及過去組織的問題，目前這裡的社會運動（見蜂報註）組織仍有待重新展開。一切都才剛開始而已。」費爾南多說。費爾南多，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一年前，獨自來到這座港市－奧龍格坡，目前是當地唯一的社會運動組織工作者。

■蜂報註：十九世紀末以來，由於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廣大勞工階級非常貧困而劇烈的壓迫，社會兩極分化至為鮮明而懸殊，因此，當時的社會運動就是勞工運動，之所以稱之為社會運動有兩種意涵，第一種是相對於資產階級（即企業財團資方與大股東）推翻封建皇權的政治運動，第一種則是針對資產階級為謀奪利潤的極大化而罔顧勞工權益與社會平等正義，並凌駕於社會之上而成為宰制社會的極權專制者，即今日我們俗稱的金權政治，社會運動要與之抗衡，以便將企業財團重新納入社會監督之下，並將資產階級所剝削榨取的利潤與財富由社會共享。

到了1960年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壓迫與社會危機，因而也引發了各種新的社會運動，包括婦女運動、同志運動、少數民族運動、反核運動、環保運動、生態運動、動物保護運動、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平運動、反戰運動、農民運動、性解放運動、教育改革運動、學生運動．．．．．．．，當然，勞工運動仍是其中重要的一支。簡言之，新的社會運動是抗衡挑戰既定社會結構的各種不平等關係，追求一種貫徹民主、自由、平等與解放的新社會。

而所謂的社會運動組織工作者，就是懷抱著上述理想的人，徹底摒棄世俗功名利碌的羈絆，全心全意深入社會基層，協助各種被社會壓迫的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通過集體行動以保衛爭取應有的權益，並引導他（或她）們逐步認識到受壓迫的體制性根源，以共同為追求新社會為奮鬥。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年代，社會運動組織工作者被視為「叛亂份子」或污名化為「社運流氓」的稱號，曾經一時，部份民進黨人士也參與支持社會運動，但是，民進黨執政後，便背棄了社會運動的價值立場與理想，這是目前台灣社會運動界的普遍共識。■

「1980年代，這裡曾有過一些不太成功的組織（即社會運動組織），但是，因為這裡的組織工作者只知道發展個別工會的操作策略，不具有全局的戰略，很容易就被資方各個擊破。此外，許多組織工作者是迫於個人現實的經濟困境，不得不謀生另找頭路．．．．總之，每個組織都無法延續下來。1990年代，這裡是個安靜的地方。」他說。

原本，還有兩名組織工作者要和費爾南多一同前來奧龍格坡發展社會運動，沒想到，一個另有任務，一個因為家計危難而被迫離職，於是，便剩下他一人要負起在這十萬人港市發展社會運動的重責大任。我深知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而為他的處境感到擔心，他卻泰然笑答：
「唉，經濟條件貧乏，沒法支持夠多的組織工作者．．．．．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嘛，哪裡的工人還未組織起來，我們就去哪裡！」這樣的不畏艱難、這樣的信念執著，是我在台灣社會運動圈子裡所見不到的。

費爾南多外貌清俊，還帶著點大學生氣息，初見讓人搞不清楚他的實際年紀，還以為他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組織工作者。然而，他已是「老鳥」了！從大學二年級開始，他便投入了全職的社會運動組織工作，先是從事學生運動組織工作，後來擴大到青年工人方面，大學畢業後，又到鄉下的農民運動組織待了一年多，後來又調回勞工運動部門，持續投入工人的組織工作至今。

起初，他只是個有正義感、愛出鋒頭的大學青年。大學時代的他，曾一人身兼三個樂團的主唱，獲得全校音樂競賽的冠軍。同時，他也是籃球校隊隊員，長得英俊挺拔，頗得異性青睞。那時的他，壓根兒沒想過什麼社會運動，「因為中學念的是男校，我們對女生都非常“飢渴”呢！」他略帶尷尬地笑著說。

在大學期間，因為一次要求校方改善年久失修的飲水系統事件，他代表學生與校方抗爭，才慢慢涉入公共事務，進而參加政治社會問題的讀書會、討論會，研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逐漸地接觸各種社會運動。

他大學念的是一所教會學校的哲學系，別的不教，專教些“聖托瑪斯”之類的基督神學，無聊的很。「只有一堂課是關於「馬克思主義」主題，比較有趣。不過那老師之所以教授「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反「馬克思主義」！我經常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他嘴角微揚，有些得意地說：「有幾次，他被我搞得下不了台，就很生氣地叫我滾出教室，說這堂不想再看到我，下一堂再說。哈！」

■蜂報註：聖托馬斯˙阿奎那，生於公元1225或1226年，死於公元1274年，是西方文藝復興前的中古世紀最具代表性與權威性的天主教哲學家。

說到這裡，他想起當時的情景，忍不住大笑起來，又緊接著補充：「不過我跟那位老師反而成了朋友，在課堂外頭的關係還不錯。他借了我很多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的書籍。學期末還給我很高的分數呢！」

後來，他在學生運動的組織工作期間，結識了現在的太太，目前也是社會運動組織工作者。在菲律賓社會運動圈子裡的普遍現象是，男生可以追女生，同樣，女生也可以追男生。

「所以，當時是我太太主動約我的，我算是被她“追”到手的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夫妻已育有一子，現已三歲了。我問他，一個人來到這裡，長期和家庭和妻兒分離，想必很難熬吧？他回答：「是啊，我們大概一個月見一次面吧，不過，因為我們都是組織工作者，比較能諒解、適應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