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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找回「國家」的責任！

編按：轉載【中國時報：星期專論2003．7．28】
■作者：南方朔

今天的世界，包括台灣在內，一個新的現象已在加速出現，那就是：「國家」的職能與責任正在日益萎縮，人民的貧富差距則陡峭擴大，過去仰賴公共供給的教育、醫療、社會安全服務等也品質日益下降，愈來愈龐大的階級之下的「非階級」（under class）－－這種「新貧階級」－－在人口構成上更趨明顯。

國家職能責任 日益萎縮
這是世界的「再叢林化」，但因冷漠已成了新的主流價值，因而，所有的上述問題遂都被簡化成了「競爭力」問題。你為什麼沒有工作？那是因為你毫無「競爭力」；某些人為何日益貧窮？也是因為他們缺乏「競爭力」！「競爭力」已成了「去正義化」和「去道德化」的最佳理由。

在台灣失業率已破百分之五，國家總體赤字已達極為危險的GDP百分之一百一十四水準，教育高學費問題也肇致嘩然的此刻，重新檢討「國家」的職能與責任，替台灣設定出基本的目標，殆已成了當前的急務，否則，各類「無告者」（即因受壓迫而求告無門的底層人民）的群眾運動即難以避免！

眾所週知，從十九世紀以迄廿世紀的七十年代，全球政治在宗教情懷、各類衝突所獲得的妥協，以及「社會有機論」的多重影響下，人們對「國家」的概念已具有一般的共識，那就是相信「國家」超越於階級、族群、地域之上，具有「調控」的相對自主性權力；此外，人們並不明言的認為，「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本身，都有著一種隱形的契約關係，在這樣的契約關係裡，國家在再分配領域具有不可辭卸的義務，它包括了提供公共教育，俾做為創造公平條件的手段；提供醫療保險等服務，以維繫人們基本生存的權利。這一組對「國家」的認知，乃是過去長期以來的價值和秩序的基礎。

然而，我們也看到了從一九八O年代開始，以美英為主導的「保守主義革命」，卻整個否定了這樣的價值與秩序。它非法化「國家」的調控職能，謂之「鬆綁」；也非法化公共服務如公辦教育和公醫體系的職能，這乃是「私有化」論述裡的重要環節，「利潤」取代了「服務」，成了新的主宰標準，而凡符合上列情況者即是「改革」，否則即是「反改革」！？

而在「鬆綁」中，諸如食品管理、交通管理、反托辣斯（即反市場壟斷）等調控之權也大幅被讓渡了出去。一九八O年代展開的「鬆綁」，到了一九九O年代業已千瘡百孔，造成美國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相繼失去了政權，但其步伐並未被扭轉，而是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英國「新工黨經濟學」下被「全球化」口號所延續，並繼續向「福利國家」最堅強的歐洲大陸挺進。

全球化倡鬆綁 削弱職能
而今回顧由「鬆綁」到「全球化」的廿年發展，我們不能否認，以美英兩國端坐在全球金字塔的頂端，的確有了極大的收益。它的公司在一九八O年代至九O年代初，因為「鬆綁」而強化了規模與壟斷，並在一九九O年代的「全球化」聲中，得以向全球擴張，使得二十世紀結束時，全球經濟體的一百大裡，已有五十一個是公司，真正的國家只有四十九個。這是人類文明的重大轉捩點，意味著「公司」已取代了「國家」，成為世界真正的主角。

公司取代國家 壟斷擴張
看著「公司」欣欣向榮，我們當然不能以單純的「反商情結」不樂見這樣的發展。它之可議厥在於下列數端：

其一，乃是隨著「全球化」與「鬆綁」，公司權力日盛，而「國家」在放棄調控權力後，已使得全球每個國家的歲入在公司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方面皆已漸漸形同虛設；加以「稅務天堂」增加，富裕者大舉成為「虛擬納稅人」，於是各國財政普遍加速惡化，薪資所得和銷售稅則成了最主要的稅基，嚴重損及賦稅正義原則，擴大了每個社會之差距。

其二，公司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國家」則有著更大的「正當性」目標，當「國家」權力讓渡出去，愈來愈多的無利潤、但在社會「正當性」上卻至為重要的公共服務，如教育、如醫療、如技職訓練、如公共住宅等，則快速退化，以美、英之富之強，其公立教育水準之低落，在進步國家裡可能已到了敬陪末座的程度。當一個社會在「正當性」的支出上趨於涸竭，社會賴以凝聚的感情基礎即告無存，「反社會」的大型暴力事件，遂告風起雲湧。

其三，則是公司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在資本邏輯下，「利潤上升，就業出局」（profit up，Job out!）的局面遂告日增。它造成了全球範圍內的普遍高失業率，而這幾乎是一種不可逆的發展趨勢，也因而強化了國與國之間為了就業而展開的「保護主義」鬥爭，最近，美國提高越南鯰魚和南韓晶片的保護性關稅即是例證。

其四，則是除了全球金字塔已變得愈來愈陡峭外，縱使像美、英及歐洲，也都難免地方的嚴重倒退，美國五O州有四十六個州在財政上已難以為繼，而公共服務的品質日差，已使得「有」和「沒有」者之間日趨絕對化，中產階級則急速的在縮小之中。歷史經過百年輪迴，過去那種龐大的「流民無產階級」（即失業赤貧階級為謀生而到處流動遷徒）又再度走回了歷史舞台。

以上所述的數端，皆為由「鬆綁」到「全球化」這個脈絡的廿年總結。它顯示出，當「國家」拋棄了它應盡的職能和責任後，社會所賴以存在的許多基本要素即再也找不到可以寄棲之所。人們不能排斥「市場」、「公司」、「利潤」等概念，但這些概念裡終究與社會「正當性」所繫的「機會均等」、「公平正義」等毫無關聯。

這也意謂著當人們喜歡夸夸跟風而論「鬆綁」、論「市場」、論「利潤主導」時，不能疏忽了更基本的「國家」職能與義務。設若「國家」只是一群服務公司的政客所組成，而不對人民的現在與未來負有責任，這樣的「國家」要了幹麼？設若一個國家在財政上日益失控，將人民置於未來的凶險中，這樣的「國家」不也應予以全面的糾正？

集稅能力萎縮 台灣隱憂
而在理解了由「鬆綁」以迄「全球化」這一脈絡的論述形成及其問題所在後，我們也可從台灣過去十餘年的「鬆綁」和「全球化」裡，看到我們今天所處困境的由來。

我們在「鬆綁」中，其實已將一個國家所賴以存在的最基本的「集稅能力」大幅萎縮，演變至今，台灣歲入的惡化，以及將來公共服務品質的持續降低，已可預期！

此外，我們人云亦云的「鬆綁」，也視國家的「棄權」為正常，因而，造成了教育上的無比亂象，以及稍早前的農民上街問題，以及可見未來的勞工及失業者的抗爭，至於為了拚選舉而撒錢，使得台灣財政日益接近凶險邊緣，那則是另一問題了。

但無論如何，重新確定「國家」有效的責任邊界和調控方向，不再空佔住政治的位置，卻不對社會的長期發展設定出方向感，這已是迫在眉睫的嚴肅課題。這也意謂著在「鬆綁」和「全球化」的口號裡，我們的「國家」已主動和被動的掏空掉它的權力和義務，現在已到了不應再空喊口號，而應務實重新就古典的「國家」概念，重新反省很多事的時候。在「國家」的權力裡，最深刻的部份乃是「責任倫理」，當這部份被掏空，真正混亂的社會即會無可避免的到來！

由 發表於 July 29, 2003 12:11 A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