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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民營化浪潮中如何繼續民營化的腳步？

轉載自：【聯合報／社論／2003．09．22】
■編按：在1989年台灣政府高層準備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初，除了在野的民進黨提出「不反民營化，但反財團化」－－諷剌的是，目前的在野黨也舉此觀點抨擊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的邏輯相悖主張，與具批判意識的學者、社會運動團體貧弱但堅決的反對聲音外，所有主流媒體無一例外地齊聲叫好贊聲，為該政策鳴鑼開道，時隔十五年，實踐結果証明了民營化政策的徹底錯誤與失敗，逼得主流媒體也不得不立場轉向，興起反省檢討之議了。

＜台鐵工會＞中秋罷駛抗爭風潮剛過，＜中華電信工會＞也將在明天赴立法院陳情；正在籌畫類似街頭抗爭行動的公營事業，還有＜台灣菸酒公司工會＞及＜中油公司工會＞；八家＜經濟部＞所屬事業工會更擬聯合要求＜經濟部＞，暫緩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一時之間，一股反民營化浪潮似正乘勢而起。政府在疏通之餘，更應認真探究：為何推動了近十四年的民營化政策，會再次面對如此大的阻力。

自行政院於民國七十八年提出第一階段公營事業民營化名單起，推動民營化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此一政策方針，不僅是起於當時全球興起的民營化風潮，亦是政府執行「經濟自由化」政策的重要一環，以減少對自由機制運作的阻礙。當政府一步步放鬆市場管制，許多占有壟斷市場優勢的公營事業，面臨民間新競爭者加入的挑戰，提升經營效率已是勢所必然。為此，政府以民營化，解除公營事業的政策任務，排除民意監督的干預及政府監管的束縛，使公營事業得以順利轉型因應。因此，民營化並非政策目的，而是提升公營事業營運效率的手段。

可是，從＜中石化＞、＜中華工程＞於民國八十三年移除公營事業身分，創下第一個民營化案例至今，政府推動民營化的過程與結果，卻是將民營化政策當成是目的，而非手段；於是，在為民營化而民營化下，作法上就顯得粗糙且不負責任。例如，政府要求公營事業擬定「最適資產規模」，以將所謂的閒置資產繳回國庫，固然有國家資產運用效率考量，但此舉亦形同減少公營事業民營化後可用資源，不免影響民營化後的競爭力；又如為減少員工反民營化的阻力，政府動輒訴諸營運不善即關廠、裁員等形同恐嚇的手法，以迫使員工支持民營化，往往引起員工的反感。

尤其，在政府曲解民營化的意義下，賣股票儼然成為民營化唯一的途徑，但又缺乏透明、公開的釋股程序，致使民營化出現了財團化的現象。其實，只要財團認真經營，能夠提升股東權益、造福員工，財團化亦非不可；但公營事業的財團化，卻在政商掛鉤的狀況下，出現不少事業資產被財團移轉自用的現象，讓民營化成為財團廉價攫取國家資產的管道。

■■蜂報評註：財團認真經營？別鬧了！資本家入主公營事業是為牟私利，而非牟公司與股東之利，資產移轉自用或掏空資產，在國內外私營企業發生的情事不絕如縷，如美國「安隆案」即是著名的例子，何況公營事業民營化過程？而財團若不能廉價攫取國家資產，又何必向政府施壓迫使公營事業民營化？■■

另一方面，檢視政府這十四年來的民營化成果，亦會發現：真正民營化成功的案例並不多見，反而看到一些假民營化之名擺脫監管，卻依然由政府操控人事的案例。例如＜第一金控＞、＜中鋼＞等政府依然有公股掌控的民營事業，其董事長的人事任命多非起自於專業考量，而以政治酬庸為主，不僅爭議時起，在強力的政治干預下，又如何達成提升經營效率的民營化政策目的呢？

在政府推動民營化政策之初，公營事業員工對民營化的抗爭與反對，是緣自於對民營化內涵不了解的茫然與恐懼；如今，民營化政策經過十四年的執行，有了經驗，有了結果，然而公營事業員工再次掀起反民營化浪潮，究其原委，卻是因為民營化政策的執行結果不符合預期，也令員工失望。因此，政府面對新一波反民營化浪潮，應是深入反省民營化政策的執行策略，並應找出民營化的新方向，而非純以公營事業工會間的串連行動視之；更不該將之汙名化，將反民營化塑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撲，甚至還扣上「反改革」的帽子。

民營化一直是輿論同聲支持的政策，其途徑亦有多種，除了釋出所有權外，釋出經營權、委託民間也都是學理上認為可行的方式；因而，政府在落實並選擇民營化的途徑時，應回歸民營化是「提升公營事業的經營效率」的原始基本目的，而非為民營化而民營化，以釋出股權為唯一選擇。而且，民營化政策成效的影響層面深遠，不僅是全民資產的重分配，也是各所屬產業市場秩序的再調整，更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自當謹慎為之。因此，反民營化浪潮的再起，也正提供政府檢視民營化政策的契機。

■■蜂報評註：事實上，根據國外對合作工廠與職工所有制企業的學術研究，實施生產民主制度，讓員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更能提振員工勞動的積極性，激發創造力，促進改革創新與經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