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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說法

轉載自：【國際邊緣網站／反智慧財產權】
■作者：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1993．4．5）

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大員，美國，揮舞它的貿易法「三O一條款」時，同樣是這個體系成員的各個國家，幾乎沒有一個不膽顫心驚。不過，我國似乎來得嚴重一些，有若嚇得屁滾尿流，有實際資料為証：從一九八五年至今年初，當美國祭出「三O一」時，台灣平均只談了十八天就接受屈從，南韓則是355天，泰國更達470天，印度、日本與大陸則在三百天左右。（施俊吉，1993／02／23，17版，中時）

台灣這麼買老美的帳，或許是長期以來仰人鼻習，不得不爾，但主要的原因顯然還在於智慧財產權（版權、專利權、商標權與工商機秘的統稱）的問題。事實上，過去十年來，媒介對於這個議題的刊載，從無到有，剛好足以反映外在經貿的實際狀況。

1983年我國與美方的經濟貿易諮商，在例行會議以外，另加「保護工業財產權會議」，並於次年擴大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會議」，1985年7月10日《著作權法》因而有了自1964年以來的第一次大幅修訂，事後，錄影帶及小說出租店遭受頗大衝擊。從此，這方面的議題履履浮現報端，而1992年6月新的《著作權法》開始施行以後，由於影響層面更大大，致使重要聞版面裡，幾乎沒有一日沒有相關事件的報導、評論，或是自責（國人沒有尊重智慧的習慣等）。

今年（1993年）3月7日，新科行政院長在第四台業者成立「有線傳播發展促進會」時，致詞表示欽佩業者不再播放侵權影片，彷彿台灣的有線電視購買版權片以後，這個地虎影像網路，從此平坦無事。

但到底應該以怎麼樣的觀點看待智慧財產的問題，才能更為接近真相呢？坊間看得到的類書，報章雜誌的新聞報導，好像沒有例外，都是繞著技術面在打轉（條文的解釋、就法言法等）。這些作者的用心與著述之勤，固然以實事求事的筆觸，提供國人接觸這方面問題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與指引。但另一方面，就如黃維幸博士所說，實証法學有它的限制，這些闡述智產權的主流文字，確實少見社會學式的討論，尤其是出以質疑、批判的視野，更是闕如。

筆者是法律條文的門外漢，對於法律社會學也僅止於興趣，現在膽敢不揣淺陋，自封一夜專家，借此篇幅，引介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另一種視野，先淺述智產權歷史，然後實例舉証排在後面，純粹是心情激切而不再能瞻前顧後，只求趕快拋出一塊磚頭。

歷史沿革篇
大約兩百年前（一七九一年），程偉元兩次校印、改版重印《紅樓夢》，可見該作當時已經大受歡迎。不過，即便此時已經辭世二十餘載的曹雪芹尚有遺孀，她也得不到任何版稅的給付。事實上，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中國大陸才制定了一套版權体系，而不但中國傳統沒有西方模式的版權法律，印度及整個亞洲也沒有。西方的古希臘、古猶太法與羅馬的出版事業，雖然已可以窺見現代的版權觀念，但在基督教會壟斷知識的時代，版權之說無法孕育，這是因為版權需要一個創作者，而基督文化總認為唯有神能夠創造，個別人物的創意只是神意的具体表現，何來保護之說？

直到十二世紀，巴黎及另外一些大學城鎮出現了手稿書籍的交易買賣。文具書商 （stationer）拿出（商業）資本，在大學的嚴格規約下，將古文經典以特定的價格，透過手抄方式，重製而出賣。但這種手抄本畢竟不可能流傳太廣，大學興起固然逐漸破壞了教會的知識壟斷力，但印刷興起之前，口語仍然是主要的傳播途逕，談不上版權問題。因此，文具書商透過他們長期累積的資本，致力於印刷設備的發明與改良，一四五0年代戈登堡（Johann Gutenberg ）開發出了活版印刷技術，資金全部取自名喚福斯特（Johann Fust）的商業資本家，但由於戈氏無法即時償還貸款，他智識上的創造果實也就為福氏所有，這也表徵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

一四六九年，現今義大利的城邦威尼斯市政府，給予引進活版印刷的 John of Speyer 五年的印刷特權作為回報，稍後則給予特定商號印製某些書籍古典的權力，以此鼓勵印刷這個當時算是「昂貴而風險頗大的行業」，「後世的版權體系，可以說是以此為其濫觴。」而印書特許狀的核發，也就迫使政府開始衡量，哪些東西屬於公共領域，哪些藝文活動則是私人性質而可以作為謀利之用。

當我們想到程偉元無需取得任何許可，大落落地出版《紅樓夢》的三百多年前，洋人的國家機器早就介入了印刷業時，我們又得到了另一個標記，看出了西方國家在全球體系的特徵之一。不過，就如同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國家機器與私人資本，結合尚未緊密，對於智慧權的保護，也很難完全責成於國家機器，而必須仰仗商人之間的協定。這種情形在現今的德國更是明顯，因為，彼時普魯士小邦林立，國家權威沒有樹立，令出難行或效力範圍有限；另一方面，書商的足跡早就跨越了邦界，不是單一國家法令與行政能力所及。因此，商人為了自保，也就彼此約束互不侵犯，事實上，他們發現這才是保障本身經濟利益不受盜印、不受競爭的更好辦法哩。在德國，這樣的私人協議，主要是透過書商公會與法蘭克福及萊比錫書展訂定的。

等到資本主義的重心由威尼斯、北德、荷蘭而移轉至英國時，保護智產權的途逕，雖然還是私人合作與國家介入的雙軌並行，但隨著出版活動的跨越國界，國家機器作為規範手段與強制版權的立法，也就日形重要。

作為一個後進國家，英國在一四七六年引進印刷技術時，抱持鼓勵的態度，因為它想要讓書籍業儘速開展起來。隨後，皇室卻又為了異端及叛亂言論而傷腦筋，於是在一五五七年給予 the Stationers Company 壟斷英格蘭地區的出版特權一百五十年，用意是讓該公司自行控制其成員，篩選印刷內容。

很明顯，英國的出版法令，要旨在於保護書商的經濟所得，不是作者的創作收益；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文人，根本鄙視寫作只為出版的態度，文人寫作充其量是一種娛情悅性的活動，用來休閒及酬酢。事實上，英國第一個登記有案，得以從本身著作取得錢財（十鎊）的作家，一直到一六六七年才出現：米爾頓的《失樂園》，七年之後他去逝後，版權由妻子繼承，不過，得款只有八鎊。

到了十七世紀末葉，情況已經翻轉，若干作家已經依靠鬻文渡日，因此，一七二五年，《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狄佛如此記載：「寫作．．．．已經是英格蘭商業的一個部門，聲勢可觀。」

傳統上，研究版權的歷史學者認為，洛克在這個時期發表的《政府二論》（一六 九二），設定了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之理論，亦即他們認為洛克企圖將智慧財產從一種由「法規」而來的權利，轉化成為一種天賦的「自然」權利，也就是將版權從出版商手中取走，歸給作者。

但近人對於這個解釋，頗有質疑，如 R.V. Bettig 就說，洛克固然提供了理論基礎，鞏固並發揚「據為己有的個人主義」，但他從來沒有意識到他的財產論應該包括智識的創造活動。事實上，近世第一個版權法，也就是英國制定於一七一O年的《安女皇版權法》（the 1710 Copyright Act，Statute of Queen Anne），縱觀其全文，根本找不到任何觸及創作者個人之智慧權的文字，該法標示的是一種（出版商擁有獨斷出書的）「財產權」而已。充其量，個人創作得到的保障，只能說是出版業界建立商業利益的過程，順勢附帶的產物，絕對不是版權法的立法初衷。

作者權利源自天生的說法，在一七六九與一七七四的兩次判例中，更是被摧殘地無影無蹤。我們去年施行的《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引發了巨大爭議，因為它規定受雇於法人之作者為版權所有人，而不是雇主，確實迥異於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作法，但這似乎並不能說是我們特別重視作者的自然權利，而應該歸因於在美國強力壓迫下，由於快速立法而出現歷史過程之小小的擦槍走火，過不了多久，這樣的條文必然遭到修改，或者，資方在雇用心智勞動者之時，必定要求受雇者簽約放棄他的「自然」權。

美國的版權立法精神，源出英國。在米爾頓賣書後不久，美國司法史第一次列有記錄（一六七二年）顯示，名喚阿薛（John Usher）的富裕書商得到了法院核可，佔有出版並販售《麻州殖民地法律與自由權概況》修訂本的專斷權，但從此之後的一百年之間，美國再沒有任何關於著作權的申請案或訴訟案。

直到一七八三年，在書商 Noah Webster 大力籌組遊說團的運動之下，美國才在康乃迪格州出現了施行著作權法的另一個例子，但僅止於迪州，不是美國全境。但隨著美國獨立，急需將其經濟串連成為整體發展，她的國家機器也就逐漸積極介入，矢言「國會有權提振科學及有用藝文的進展，具體途逕是授予作者及發明者排他的權利，使用其創作品。」因此，到了一七九O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聯邦政府第一次通過了版權法律。

不過，這個以整個美國作為適用範圍的著作權法，同時卻又明白表示，凡是在美國境外任何地方的出版、寫作或印製的產品，一概不在該法保護之列，原因是當時的美國處於落後之林，不但想要保護本身初度萌發的資產階級文化，她更想要竭盡所能，利用文化器物已是粲然大備之國家的成果，而方法之一就是無償使用他國的「智慧」。

到了一八五四年，美國國務卿與英國駐英大使簽定條約，同意雙方在互惠的基礎上，彼此均給予對方產品著作權法的保護。到了這個階段，戲還不算落幕，美國行政部門同意的條款，又要過了三十餘年，也就是直到一八九一年，其國會才首肯這份條約。換句話說，美國直到這個時候才對於本身的文學水平，稍具信心，認定他們毋須再便宜地吸收英國宗主的小說、詩歌等作品，即可獨立自行創作。

等到電子媒介（從電影到電腦）來臨，美國更是搖身一變，不復昔日的吳下阿蒙，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專利權與版權受益國。以一九九O年為例，美國在專利權與特許執照的出售金額，取得了美金一五三億，支出了二十七億，淨賺一二六億。反觀其它經濟強勢國家，固然在製造業產品大有斬穫，但點子買賣的方面，卻硬是臘山姆大叔一等：日本淨支出三十五億美金，德國十九億，法國五億，英國一億。最近幾年，美國若干「商權通政權」的企業家，要求其它國家照老美的形象，接受其著作權觀，基本原因正是美國可以從這個法律得到最大收益。

但資本主義畢竟是一個各方勢力矛盾對立的体系，哪裡存在利益，頻繁的衝突與仲裁活動也就環繞著進行，一九八二年美國設立了特別法庭，只為處理關於專利權的訴訟，而這些官司打的多了，也就讓人愈來愈不了解，到底這樣的智慧財產權法是在鼓勵還是阻卻創新？並且，打官司是需要錢的，愈來愈多的美國人質疑究竟是法律或是開發新產品的公司，得到更大的利益？

當今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走火入魔，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好萊塢的製片人現在已經不敢隨便拆信看信，因為萬一信件是劇本，而有朝一日製片人拍攝的電影又正好與這個劇本有點牽連，那麼，他就必須面對上法庭的威脅與損失。著名黑人喜劇明星 Eddie Murphy就曾吃過這個虧。報紙專欄作家 Art Buchwald 成功地控告 Murphy「剽竊」他的點子，拍製了「來到美國」這部影片，但這真是天曉得，說不定 Buchwald 只不過在專欄寫了類似的文字而已！

回顧了智慧財產權在的發展過程，我們輕易可以發現，在絕大部份人類歷史裡，這樣的權利觀念根本不存在，但科技與其它文化器物的進展，仍然沒有因而受到阻礙。所謂的智慧財產權之興起，變成商團競相角逐的標的，代表的只是資本主義之動力，已經將越來越多的生活現象商品化，財產權私有的觀念，由有形的物質財貨，擴展到無形的腦力思維及人際關係；而智慧財產權在國際間所引起的糾紛，只是資本主義體系之下，經濟利益的衝突，糾紛各方誰輸誰贏，只能說是彼此政經實力及依附關係的強弱（印度與巴西等國，對於美國想要強加她的智產權作法於他們，迄至晚近，不太理會）。

智慧財產權帶引出來的問題，無涉人種優劣也無關乎道德高下，我們不會說英國人比德國人或義大利人差，不致認為他們比較低下而盜用別人的智慧；我們更不會說美國人比英國人不守法，不致認為他們是「海盜國家」。既然如此，我們又為什麼那麼樣地「躬身自省」(或說是自我作賤)，動不動就責罵自己貪小便宜、不尊重別人，甚至慚愧而臉紅地比附自己是「海盜之國」、「貪婪之島」呢？

但正由於老美執意以其特定的觀點，作為議定智慧財產權的基礎，徒然有利於特定人或集團，而對其它人、國家或資本家，不見得有利，這就惹出了不少事非，不但國際間紛爭四起，弄得大家雞飛狗跳，就在美國境內也出現了奇怪的現象。

怪現象之一起自著名演員兼製片人的愛迪摩菲（Eddie Murphy），他拍攝了一部非洲王來到紐約故事的影片，卻莫名所以地遭到控訴，專欄作家阿布吉瓦（Art Buchwald ）指為瓢竊其點子。愛迪敗訴以後，律師給予導演的忠告是，如果接到任何自請不來的信件，最好不要開封，否則，有朝一日他們也可能落得與寄件人法庭相見的下場。為了什麼？不妨這麼假設：信中附上故事大綱一件，你拆開了信，但旋即隨手丟棄，因為根本無暇品讀這位不知名仁兄的大作。若干時日以後，哪裡知道你拍的影片，情節當中居然有一（小）部份與當年這封你根本沒有閱讀的信，有些雷同。於是，你在開拍的時候，已經踏入了地雷區，小心小心。

由 發表於 October 2, 2003 09:22 P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