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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五）

【本文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2003年10月4－5 日）的基調論文，經全體編輯委員討論定稿，並決議以編輯委員會名義發表。】

三、民主左派：超克後威權，開創新歷史

【1．解開後威權死結】
我們必須警惕在「後威權」的劇場混亂與實質不公中，由於一般人民對現狀的厭惡與無力感，而產生的對新政治強人的渴望，如近來藍營對「經國先生」符碼的操弄。如前所述，「後威權」是有一個進步所在，那就是威權強人的退位，對這個進步性，我們必須要肯定並護衛之。因此，要走出今日困境，第一前提就是不能走回頭路。對所有形式的威權召喚，公民必須要能夠說：夠了，這個政治歹戲必須得下檔。

超越「後威權」的終極關鍵在民主補課。我們必須要把當初不能繞過的民主迴路重新走過，這個迴路即是在以肯定多元價值為前提的現代性規範基礎上，重新社會地思考與公共地論述平等與自由這兩項核心價值，及其在台灣當代社會的條件與限制。

省籍路徑民主化是一條民主短路，雖然暫時解除了威權體制對公共空間的外部控制，但卻無法有助於公共領域的主體形成，作為後果，我們看到「後威權」的劇場混亂與實質不公。這樣說，並非故作高姿態地無見於解嚴後至今台灣社會所發展出來的由各種市民社會團體、社區組織、社運組織所構成的「公共領域」，而是要指出，在這個「公共領域」中，有不少群體是依「省籍路徑民主化」這個傘架構而存的，它們無法對這個體制提出原則性的質疑因而是自明的，另外，雖也有少數群體無關於這個傘架構甚或對它有深刻質疑，但又因為無力於改變它，只能離傘自為，對藍綠「等距外交」，希望從而得以維繫其社會主體性命脈。

我們深切理解後面這類群體的困境，但認為社會主體性最終而言，是無法透過分散的自保策略維繫與成長，這不僅是因為公共領域也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更是因為這個傘架構能藉由對論述的無比置換能力，從根與從頂限制公共領域的普遍發育，使進步的公眾一直處在相互隔離從而發育不良的情境中，無法形成連結合作、相互壯大的論述。

這很好舉例，遠的不說，自2000年以來，台灣社會裡的多種階級、群體與公眾（例如，學生、教師、工人、農民、震災戶、反戰．．）都紛紛發出憤怒與不平之鳴，但因為壓迫的傘架構仍能快速轉換一切矛盾到省籍或藍綠「矛盾」上，所以這些力量仍然無法跨越自己的地方情境限制，找到一種更普遍性的論述，擴大連結，對抗政治魔咒，拆解這個傘架構。拆解它，也就是意味將台灣社會的政治重新公共化，使各種關鍵性的普遍價值（例如，社會正義、認同平等、兩岸以及世界和平．．．）起暖回溫，使各樣的公眾在有利於它們的天空下茁壯成長。

台灣社會的公共化與民主化最終而言，必須是這些社會主體能夠在公共領域裡進行普遍性的權利論述。但是，如果這種權利論述始終被置換為省籍或統獨論述，那麼，是這個現實情勢逼迫我們必須要找到這個置換的機關，並解除之。也就是說，省籍路徑民主化，以及它今天的各種衍生狀態如果要解鈴，那就必須請循其本，找出繫鈴的結。這個結，坦白說，就是兩岸人民間的關係。走出「後威權」必須要首先經由拆解兩岸人民間的敵意雷管，這個雷管迄今一直為兩岸的政權所用，威脅了兩岸及區域的和平，也從根本上妨礙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公共化。

為什麼島內的民主反而是兩岸人民關係的延伸呢？簡單地說，如果台灣社會的國族－－民粹民氣始終因為一個「外在的敵人」的緣故，維持在一個簡單化的「政治正確」與「政治動員」的預備狀態，那「後威權」、威權民粹、甚或古典威權，就將始終是僅有的可能，因為政治主體始終只能是省籍、「人民」、或國族，政治的概念就始終只能是史密特式的準法西斯主義政治觀。在這個死結上，一種公共性的政治是無法開出的。

作為批判的知識論述，我們誠然無法用力於高層國家、政黨政治，但我們可以從知識界開始，從各種民眾公共領域開始，建立兩岸之間的人民對話。這個對話的未來結果是統或獨，我們存而不論，但這個對話對台灣社會的民主實踐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我們必須給真和平與真民主一個機會。兩岸人民之間的真正對話首先必須是平等對話者的對話。這個平等不必然是主流官式定義下的對等政治實體的意義，而是文化身份上平等的主體的對話。過去民粹威權式的或台獨基本教義派所建構的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必須調整。

我們不但對種族主義或文明主義的先驗區分與歧視要反省，也還要避免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自我定位，把自身看做是文明或歷史發展的先進者，視對方為後進者。因此，所謂平等的對話也意味開放的對話，雙方應該有準備向對方學習的態度，或至少應該有對於差異的尊重與包容。

其次，這個對話，更應該是批判的與合作的對話，目的是共同面對迫切的現實問題。應該要嘗試建立一個雙方能共同接受的規範性目標，使雙方的對話能有助於向更理想、更符合人性的目標前進。擺在現實的脈絡下，我們認為兩岸人民必須要和各自的「發展主義」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保持批判的距離，共同思考，例如，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生態的問題、市場規約的問題、社會保護的問題、以及最新浮現的流行病問題。

這些共同問題的對話，坦白說，既非兩岸政權、也非台商、也非目前台灣的藍綠政治，所能或所願進行，而必須召喚批判的知識界與其他公共行動者（例如進步的社會運動與非政府組織），共同思考如何共同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威脅，如何共同建立與護衛社會進步遺產，如何避免兩岸相互以鄰為壑，使整個區域成為生態與社會的廢墟。

因此，我們相信超越眼前後威權困境的一條真正出路是兩岸人民間平等的、開放的、批判的、合作的對話。對我們而言，這個對話的重要果實之一就是公共化的政治春臨台灣社會。唯有如此，台灣的社會大眾才能重新使政治人物從昏噩的權力爭奪中甦醒過來，開始對公共需求產生反應，也就是對公眾負責，國家方成其為社會性國家。唯有如此，資本才能被社會置之於韁繩之下，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也唯有如此，人民也才能從無力的狀態下破繭而出，成為開創歷史的主體，從而打破後威權時期的雙元格局：亢奮不休的、無原則性的、機關算盡的權力爭奪對照欲振乏力的旁觀者大眾。

【2．民主左派當前的四大目標】
政治公共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過程或形式，透過它，各種認同之間的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兩個重要價值或政治目標才有機會達成。在一九八九年後的這十多年來，在地的進步論述（例如，台社）的努力主要展現在挑戰國族與民粹主義的支配性話語，以及各種身份認同間的不平等，例如性別、族群、生活方式與偏好，而相對輕忽關鍵社會資源的分配政治鬥爭。這個偏重，如今看來，是有歷史原因的。

在80年代末社運黃金兩年中，進步的或左翼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在當時發展出一套論述支持這個以分配政治為主調的社會運動，也沒有在之後發展出一套論述反省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而這個論述上的白卷是有歷史延展性的。之後，在民粹威權時期，由於民粹巨靈凌起於地平線，投下巨大黑色陰影，左翼知識份子於是，可理解地也有些可惜地，完全被這個形勢所界定，防禦性地對國族主義、民粹主義、與殖民主義進行批判，企圖打開論述空間，解放被絕對化的「政治正確」所壓迫下的各種弱勢身份認同提供自我以及交互承認的正當性。

追求多元認同之間的平等，拒絕以各種名義進行歧視，鼓勵社會花圃百花齊放，這個努力本身其實一直是廣義的自由主義典範下的問題意識，在各階段的威權時期都切中時代的要害，在將來也不可少。但是在8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開始慢慢進入政權決策中心、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策漸進形成、股市房地產的投機化與泡沫化的暴利、以及一般人民的相對剝奪，接踵而至的情形下，這個追求多元認同之間平等的文化多元主義論述，就顯得不足，顯得光是它不足以面對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我們必須要將分配正義結合到左翼的論述架構，積極面對所有一直被忽視或近來被威脅的攸關公義的進步社會政策，其中包括：財稅、教育、醫療、住房、都市、媒體、婦女、兒童、老人、與失業救濟，等普遍性社會政策；針對特定社會弱勢階級或邊緣團體（例如農民、原住民、流移勞工、「外籍新娘」、殘障弱智失能者、單親家庭、性工作者、九二一災戶、愛滋病患．．．）積極支持政策；以及針對作為人類社會他者的動物與生態環境的積極保護政策。

這些議題在目前的藍綠惡鬥的「後威權」情境中，幾乎完全得不到真正討論的空間。近來形成的「泛紫」結盟，可以說就是社會弱勢群體在長久以來的藍綠重圍下，所做出的集體突破努力，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改變徵候，我們希望並期待這在將來能發展出一套全面超克藍綠既存格局的完整社會論述。

因此，「超克後威權」這個計畫，不只是藉由政治公共化，走出劇場混亂，也不只是以達成文化或認同上的百家爭鳴為唯一標的，雖然它們誠然是重要目標，而更要以達到一個更平等、更符合正義原則的社會構造為目標；於其中，沒有個人或群體因為體制性的原因而享有不正當的競爭優勢，或者承受立足點的劣勢，此外，社會有責任提供合乎最基本尊嚴的生活需求。

提出這個目標也意謂著，走出「後威權」不僅僅是一個文化主義與價值多元主義的計畫，更也是唯物論的與平等主義的。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接上這兩百年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遺緒，同時面對他們的失敗與成就，並從這一點往前出發。

雖然都強調「分配」，但我們這個計畫和戰後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在一個重要精神上是很不一樣的。戰後西方的社會民主實驗，是在戰後黃金年代中，在南北不均衡發展與東西冷戰對峙下，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為了社會穩定目的向勞工階級的妥協。這個妥協對組織化工人階級的立即好處是勞動條件與報酬的改進提昇，但代價則是消費主義的氾濫、福特主義式的勞動組織與文化規訓、傳統工人社區與組織的瓦解、以及邊緣勞動人口的常態化。

相對於社會民主派，我們的計畫則強調一般大眾的培力政治；一般大眾必須有力量、有自由能作為各種公共政策制訂的主體，以及，就此而言，文化認同的創造者。我們並不排斥各種作為「外殼」的代議制度（於國家領域或是勞動領域），但強調這些制度預設了在社會生活中具有理性對話能力與行動能力主體，即，戰鬥的公民，是後者在新的歷史情境中面對新困難、解決新問題的過程中，充實了這個外殼，使它成為人們的公共手段，而非異化威權。

總而言之，「超克後威權」是一個包含了兩岸人民關係的真正大和解、政治的公共化、多種身份認同的平等、與分配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民主左派計畫。要達成這些重大目標，民主左派在將來還必須更深刻地探索公眾的培力政治，以及做為經濟生產體制的歷史資本主義。在台灣，這兩種問題意識在過去一直沒有被充分論說，遑論將它們結合起來，這對於我們關於台灣社會、政治與文化前景的想像是有重大限制的。

在藍綠主流政治正合手繪製台灣的政治地圖，壟斷、窒息台灣的民主想像能力的今天，我們這個民主左派計畫，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庸俗無謂誇張扭曲兼暗盤的主流政治的反命題。民主左派絕不是藍綠主流政治的對立，而是他們那種政治的超越與克服；不是要與他們爭權，而是要廢除這樣的爭權；不是要和他們爭奪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形成論述支持人民並轉化人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它成立後的第十五週年，提出這個具有集體宣言性質的文件，立意拋磚引玉，邀請所有對後威權藍綠壟斷的格局懷憤憂、對激進民主與社會正義持信念、對一般大眾作為歷史主體抱期望、對壓迫與剝削敢橫眉的個人與團體，透過批判的對話，開展屬於公眾的論述與行動，達成重大政治、經濟、文化與兩岸議題的全面公共化。

儘管，我們深切期望這將是一個具歷史關鍵性的集體論述與行動的序幕，但我們也深切地自我理解到，台社做為一個社會群體，既不可能也沒有資格站在社會與歷史的頭頂上。雖然，我們的抱負是言銓伸張被壓抑的進步理路言說，但我們自身也正是這個社會與歷史的既存尷尬格局的一部份，因此，如何使我們成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個真正的公共行動者，嚴峻地要求著我們脫落自己私的、政治幼稚的性格角色，學習在公領域中進行公共論述。

全面公共化因此不僅僅是外指的，也是指向自身的。同樣，民主左派的「民主」也不僅僅是要求體制，更也是要求左派自身。我們呼籲所有這樣的群體與個人走出沮喪無力，學習扮演我們的公共角色，公共地論述正義、平等、多元、與自由等價值在此時此地的落實，超克後威權，共創新歷史。這些人群將是這個島嶼上認同兩岸和平、政治公共化、文化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批判（也是關鍵）大眾，是台灣社會的進步力量之所在。

而「進步」這個概念，更應當首先從將近二十年來，全球學院文人顧影自憐絕智棄力競逐綺麗的教條相對主義的恥辱柱上解放下來，成為我們依歷史條件而立的反思、論述與行動量尺。當政治明星不赧於以「提升或沈淪」定義情境呼群保勢，公共論述更應該大開大闔地介入社會價值與方向的鬥爭，根據具體歷史條件，區分進步與反動。

如果，能透過此岸進步人民的論述與行動集結，展開兩岸人民的歷史大和解，從而，回過頭來重新啟動民主化過程，「超越後威權」，進而開創歷史新篇，那麼，在這麼一個偉大的實踐中所獲得的社會改革經驗，將不僅僅為台灣社會自身解除（後）威權魔咒，也將為對岸人民顯現一個相對於既存路徑的激進替代方案。果能如此，我們方能不厚顏地稱得上這是給對岸人民的一個珍貴禮物，也或許才可以揚眉吐氣地說：這是在二十一世紀初，台灣人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完）

由 stingbee 發表於 October 6, 2003 10:38 P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