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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動一九四五(2)

■作者：林書揚/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

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筆者被徵入南部某一部隊(雖然還不足歲)。部隊中多數是嘉南一帶的農村青年。他們只有國校畢業，至多參加過皇民化運動中的「青年道場」訓練，勉強喊得出口號：聽得懂口令。筆者常在勤務餘假或在熄燈前的一刻，被要求偷偷教給他們一句「英語」曰:「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如果美軍真的攻上這個島，而萬一不幸被捕獲，便可說出這一句「英語」。當時大家的想法是：中國是美國的盟邦，美國兵應該不至於虧待吧。雖然那些農村大孩子一般水平都不高，但這樣的民族認同立場(即使不無現實利害的考量)，倒是毫無勉強，十分自然。

列兵全是初入伍的台籍青年，小隊長以上的軍官才是職業軍人。另外還有補充役的日本兵，入伍前的職業各行都有，如木工、小職員、小商人等「下層內地人」，巡查(警員)也被徵，更大的異數是台南神社的一名神官。可見戰爭中的「人」的消耗有多嚴重，否則也不致於徵用到警察神職人員。這些人都已中年，都沒有甚麼軍隊經驗，階級和台灣列兵一樣：二等兵。但只因為是日本人，都被指定為班長。

那位神官個性倒很隨和，知道我從台南來，有時候找我聊天。有一次他說「戰爭恐怕拖不過今年」，筆者反問拖不過會怎麼樣，他說「即使要講和，恐怕也得經過幾場內部騷動吧」。像這樣的厭戰論調，若被那些職業軍官聽到，一定會遭到嚴重的軍法制裁，筆者趕忙阻止他說下去。

有一次隊裡放假四天，筆者回家，體會出社會生活的正常機制幾乎快要崩潰了：食物情況極度惡化。市場已被美機炸毀，倖存的店舖也都關了門。「配給米」吃不夠，得大量摻地瓜。鎮上幾乎看不到青壯年，除了士兵。鎮外的農地一大半已經荒蕪了，只有老人女人稀疏地在田間。

四天假，哪裡都不能去。第二天一位老佃農來看我，帶一小袋煮花生。我問他農村裡情況如何，他卻反問：「你們部隊裡的兵仔頭(農民呼軍官)是不是準備要逃回日本？」

原來他也認為日本仔快不行了。他雖不識字，卻有點見解。因為他曾經是農民組合的人。筆者問他何以有這樣的想法？

他小聲說「佳里那個養兔子的告訴我，叫我給村裡的人提醒一下」

「怎麼提醒？」

「他說如果有一天美國飛機來了很多，西邊(海岸線)也有炮聲，就趕緊帶著全家人往山裡跑。但他交代這話只能偷偷告訴每一戶的主人，不要告訴小孩。」他說的養兔子的，就是當年的台共幹部蘇新。他坐滿十三年牢，幾年前回鄉據說在養兔子。

歸隊的前一晚，鎮上一位姓柳的畫匠(專作寺廟壁畫題字的整修)來家。他也是前農組幹部。是我一位族兄的朋友。他還是想知道部隊裡軍官們對美軍攻台的可能性和時期有甚麼看法。筆者有一位熟人在中隊指揮班搞文書工作，他們可以聽收音機，也經常和高雄市內的部隊本部有連絡，各種消息比較多。我把聽來的一些風聞轉告他。臨走他告訴我時機十分緊張，叫我要有心理準備。(2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