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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SARS再度來襲

轉載：【中國時報／時報論壇／2003.12.13】
作者：林耀盛（東華大學諮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在台灣，政治語言老是被無限上綱，尤其在總統大選進逼的時刻，「防衛性公投」可以和民粹政治搭上邊，也可以即興式地喊出「兩岸會談，軍備管制」；而我們對於過往SARS事件，乃至「九二一」震災苦難的代價，似乎欠缺高度的省思空間....

台灣近日啟動預防SARS管控機制，同一時間的調查報告顯示，仍有相當比例的民眾對SARS感到恐懼，卻不知如何因應；振興醫院爆發肺結核集體感染，也引起就診民眾擔心。若說原始社會恐懼的根源是來自對超自然秘思力量的無知，當代社會恐懼的因由，便是來自對安全秩序過度信任的信仰系統動搖，卻又尚未重構替代性體系。

今年五月號的《時代》雜誌一篇由艾略特所撰寫文章提出，SARS可以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麼政治改革效應呢？該文指出，一九八六年的前蘇聯車諾堡核災變事故，使得戈巴契夫體認到「即使他想成為史達林，在情勢上已不可能」。在災變後，前蘇聯領導當局進行公開改革，也直接或間接加速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事實上，全球化風險所導致生存上的不安穩是一項複雜的議題，已經不可能被化約到經濟與政治的單向問題，更涉及社會文化存續問題。災難與壓力的不同之處在於，災難往往不只改變了個人基本信念，整體的文化系統也跟著變動，社會結構不再跟以前一樣了。

另一例子是，墨西哥於一九八五年發生大地震，這場災變可說是終結墨西哥長年以來一黨專政獨裁體制的催化劑。地震效應所引發的「合法性危機」，促使墨西哥朝野體認到國家體質需進行根本的改變，不只是在經濟上的改革，同時也必須處理社會的安定和政治的民主。歷經數十年的悲劇和衝突，墨西哥也在公元二０００年完成政黨輪替。

至於台灣社會，又可以從災難經驗裡學習到什麼？在台灣，政治語言老是被無限上綱，尤其在總統大選進逼的時刻，「防衛性公投」可以和民粹政治搭上邊，也可以即興式地喊出「兩岸會談，軍備管制」；而我們對於過往SARS事件，乃至「九二一」震災苦難的代價，似乎欠缺高度的省思空間。

若然，我們在災難經驗的行動或思考裡顯然「失位」。其一，以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認為SARS就算再來，相信在上帝的庇佑、科學技術的進步，或人類的終極理性運作下，事情將會好轉，危險將可避免。其二，採取實用主義的接受，也就是視如平常的生活風格，依舊將重心投注於日常工作，壓抑來自心裡深層的恐懼。其三，以極端恐懼的悲觀心情應對，認為危機降臨時無可作為，只能逆來順受。其四，將災難的恐懼形構為個人問題，文化政治對於什麼叫做公正、良善或價值（如醫療資源分配、SARS的去污名化和健康人權、志工伴病和專業人員照顧上的差異），沒有遠見和目標，流於文化政治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西方對於猶太創傷文化的省察指出，面對災難事件的真誠悲悼意義，並不在於透過「走出悲傷」的訴求，這容易成為遺忘歷史經驗的共犯結構，這樣的寬解路徑未免太廉價。當然，也不僅是經由紀念儀式、公共藝術、常民文化、文學、商品與各式社會活動等修辭，重塑受害文化意義。最根本的義理是視苦難為一種責任的召喚，也是一種人性的挑戰。

面對當前選舉「族群牌」的操作，再想想SARS等災難事件的衝擊，政治人物是不是可以從中獲致一些啟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