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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自由對民主的侵犯——兼談中國如何自處（一）

編按：《蜂報》投稿，全文照登
作者：俞力工（國際評論作家、奧地利）

冷戰結束以來，事態發展一反國際社會之期望，民眾生活非僅不見改善，反倒狼煙四起、兩極擴大，甚至，連傳統的西方陣營也出現嚴重裂痕。值此絲紛棋布、天下擾攘的時刻，似有必要理出社會進程的紅線，從而，擺脫泥沼中的徘迴與失落。

西方社會民主的歷程
近代社會，自十八世紀的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開始，遲至十九世紀末期中產階級崛起、軍事官僚先後退出政治舞台，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方始成為擺脫獨裁暴政、摒棄自由經濟殘酷剝削的選擇。此際，各個利益集團在遵守憲政遊戲規則的前提下，多能平和地派遣代表，以票決方式通過議會安排人民、國家的權利義務，規劃市場經濟的框架與運作，授權國家出面協調利益團體之間的糾紛與再分配，委託國家經營與人民福祉、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直接有關的公營事業（如交通、水電、教育、電臺、郵政等）。

由是，一個嶄新的社會體制便在和平、民主、限制資本自由的基礎上產生，並隨著此後長達百年的摸索、探討，達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會市場經濟”高度。就政治層面而言，此新制度體現著自由與民主的互相彌補、互相制約；每當資本力量侵犯基本人權，便有強調“社會性”、“正義”、“民主”的“左派”對立面進行抗爭；每當社會政策過頭﹐國家權力惡性膨脹，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便有高舉“自由”、“競爭”、“整頓”的“右派”，爭取更多活動空間。

社會民主道路上的兩個逆流
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借“共產主義”名義，實施傳統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斯大林主義”，以及在蘇聯主導下，「華沙集團」對西方陣營提出的挑戰。該斯拉夫體制的特點，表現在遏制市場經濟的運作，限制個人的自由發展，盲目擴展國家壟斷權力，結果則導致經濟蕭條、官僚機器腫脹、民眾的離心離德與最終的土崩瓦解。儘管如此，冷戰時期，出於意識形態競爭需要，東西陣營分別建立的社會福利措施的貢獻也不容抹殺。

社會民主主義百年歷程上遭遇的另一個嚴峻考驗，便是一九三Ｏ年代應運而生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擴展儘管一度使全球陷於混亂，而其所體現的畢竟是失意者的狂想。他們既責怪市場經濟導致資本集中、盲目生產和經濟恐慌；又埋怨民主議會效率低落，無力預測風險、處理危機和維護民族利益，於是乎，便號召民眾把國家改造成一個不存在階級衝突的“人民社團”﹐以鋼鐵的紀律支配資本活動與群眾的生活，並使所有其他“幫佣民族”臣服於自詡為“優秀民族”、“超人”的腳下。鑒於此，法西斯主義既仇視民主，又妨害自由，更濫用權力，因此，至多是圖借古代帝國之屍還魂於世的一場徒勞。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經此衝擊後，益加注重危機處理，並未雨綢繆地建立了若干國際安全、經濟合作機制，如聯合國、關稅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等。

社會民主的最新發展：保障多元文化、環境的社會市場經濟
六、七十年代之交，隨著科學、技術、生產的快速發展，西方社會普遍認識到生態破壞、資源耗竭的威脅，由是，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又普遍提出了“環保、社會市場經濟”要求。及至八十年代末，鑒於全球化的急速擴張與文化商品的侵襲使得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嚴重摧殘，於是，提出了“保障多元文化、環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主張。

以歐洲聯盟為例，其多元化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敦促成員國允許外籍勞工參加社區投票的決定，都反映出社會民主的進一步發展。就社會發展角度觀之，此際開明人士普遍認識到，所謂的“文明”、“先進”、“現代化”，不單單是指廣泛的有形建設；而更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界之外，必須具備建設社會基本設施（保健、勞保、教育、退休制、養老制、婦幼保障、信息多元化、意見多元化）的能力，協調社會內部矛盾的能力，促進發展又兼顧生態完整的能力，以及，還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協調不同國家、民族、群體之間利益，並使其互相觀摩、取長補短的能力。若非如此，只要在剛果森林落成幾座超高的大廈，便可擠進“先進”之林。

新自由主義的反攻與社會民主的退卻
綜觀近代史，無論是早期的利益重新分配、關鍵企業公營措施、社會福利、對自由經濟的合理控制，以及其後的環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引進，都可視為現代社會的必要開支，必要措施，以及為求社會安定和長遠利益所作的努力。因此，與此有關的一系列框架條件的擬議，早已成為各國議會和歐洲聯盟委員會（佔其業務的８０％）的主要課題。

這就難怪，當共產陣營分崩離析之時，代表跨國企業資本力量的“新自由主義”（也稱“新貨幣主義”）、“新保守主義”一時甚囂塵上。一方面，他們牽強附會地把“社會民主主義”與東歐“共產主義”等同起來，要求社會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同時又為了壟斷資源、增加利潤、擴大市場，竟不顧社會的安定與長遠利益，主張逐步削減百年來建立的一系列“社會措施”。為達此目的，以美、英為首的“新自由主義”政府與企業，率先削弱工會、裁員減薪、加強勞動強度、以臨時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輕工頂替高齡工、裁減福利、降低企業稅、拍賣公營企業、以公司短期效益決定員工酬勞和經理人員的獎金、以股東的收益多寡決定公司的結構與經營取向；此外，還在國際上以促進“全球化”名義，透過不受任何民主議會推薦、授權、監督的「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要求各成員國對進口商品進一步降低環保、衛生管制的標準（這些標準往往通過各國議會立法），放寬工、農、文化商品市場，並開放包括金融、旅遊、教育、保險、保健等服務業市場，同時還以經貿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國家與任何抵觸「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成員就範。

同期間，多數社會民主政府卻步步退讓、妥協，使得失業人口增加而帶來的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隨著大企業的走稅、漏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也越來越小；此外，唯利是圖意識引導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後現代媒體的“枕頭”、“拳頭”文化商品更是推波助瀾。結果，社會民主黨派的傳統選民竟成為“抗議群體”，大批轉而支持極右派，而此惡化情況，直到二十一世紀才稍見改觀。（明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