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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消蝕了台灣的政治激情

轉載：【新新聞周報／881.882合刊號／吳介民觀點】
作者：吳介民（e-mail：forum@new7.com.tw）

先聽我講一個故事。

一九六○年代初期，台灣的加工出口業蓄勢待發，南部農村一個上進的初中生，父祖輩出身三級貧戶，上學途中喜歡側耳傾聽鄰舍飄出陳芬蘭的「孤女的願望」，年少的稀微在歌聲中抑揚迴盪，嚮往都市繁華的魅力，激發出少年闖蕩台北，出人頭地的意志。這位少年沒有人幫他「安排將來代誌」，憑著自己奮發上進，考上頂尖的台南一中，接著進入台大法律系，在大三那年就考取律師執照，開始積累自己的財富，成為社會學家韋伯筆下，經濟上「有餘裕的人」。

時值社會大變動的歷史時機，人們開始不耐高壓闇閉的政治控制、集結思辯國家的出路、挑戰獨裁者的權威。威權反撲造成美麗島的大逮捕，這位擁有大好前程的青年律師毅然投入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當時他二十九歲，這是他第一次以生命為賭注來反抗權威，也從此走入政治之路。他三十歲當選市議員，四十三歲當選首都市長，五十歲成為台灣最高的權威者。

政治豪賭倉惶結局
在他追求連任的競選活動中，無視美日中強權的壓力，執意舉辦防禦性公投，宣稱是最後一搏的「聖戰」。這是他政治生命的第二次豪賭。這次他反抗的是稱霸世界的盟主美國。這齣戲如何結局？最後，他提出兩道柔弱而妥協的公投題目，倉惶下台。一場空等高潮的戲，促使我們省思「政治」的本質，以及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存在者的意義。

陳水扁涉身民主運動之前的成功故事，以及美麗島事件之後快速攀升權力頂峰的行跡，都映照出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政治精神的典型性格。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將台灣囚禁在一個幽閉的政治世界，使人們的存在意識從追尋昂揚的政治自主，轉到謀求生存的基本面。冷戰也讓台灣有機會從一個經濟邊陲，藉由人們的奮進向上而累積經濟財富，進入工業國家之林。此刻，值得重溫陳映真八十年代的政治小說。二二八的屠虐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造成至今難以癒合的社會創傷、文化意識的斷層。因國民黨政權移入而受害的一代，心中充滿忿怨，但無法公開抵抗，只能在委屈中求生存。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不是勇敢鼓舞改革社會的理念，而是一種結合哀怨、附和、以及認真上進的「生存之道」。

於是人民對政治趨於厭懼，轉向其他方面發展。同時，美國在冷戰中對台灣的政策，乃導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此而造就了新一代的中小企業家。這是過去幾十年來向上社會流動的基礎。「避開政治、用功讀書、努力工作」成了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在〈山路〉等小說中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山路〉中的蔡千惠，一位擁抱社會主義理想、愛慕革命青年而獻身的偉大女子，竟是如此教育他的小叔。

政治領袖缺乏精神餘裕
冷戰讓人們生活在安定發展的獨裁世界，而這種安定性背後則是一種保守的世界觀，沒有反省地依賴國際霸權的權力平衡。冷戰所伴隨的市場經濟發展也同時孕育著今天主導台灣政治走向的一代。撇開國民黨時代的政治教條，以及對於這種教條不滿而產生的反抗意識不談，台灣是一個沒有政治教育的社會。而冷戰結束之後的社會解放，也只是半調子的，對於追求政治上獨立自主所要付出的物質與精神代價欠缺思考與辯論。社會的主流意識仍然充斥著依賴霸權、以一個霸權牽制另一個霸權的從屬心態。我們從朝野兩個政治菁英集團的選舉修辭，可以清楚看到這種依賴性格。

以公投爭議而論，不論藍綠兩方，最後都屈服於山姆大叔的權威。陳水扁對於公投題目的定調，往好處想是從善如流，以退為進，避免海峽危機。但是認真追究，則顯露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存在者，夾處國際霸權縫隙之中，若欲主張國際地位，必定擾動國內、國外的政治「安定性」，最後只好回到「維持現狀」的原點。此刻，身為國家的領導人，有責任以清楚而誠懇的語言告訴民眾：我們追求政治獨立的社會價值是什麼？需要哪些準備與說服工作？必須付出哪些代價？不做這些說明，如何讓民眾相信，二○○六年的新憲公投將是一場認真的運動，而不是玩弄政治語言的遊戲？

韋伯認為，政治家是「為政治而活的人」，因此必須在經濟上「有餘裕」，而不是依靠政治討生活。今天，政治界不乏經濟上有餘裕的人士，但是在政治思惟上卻相對貧乏。我認為「為政治而活的人」，更重要的標準是精神上的餘裕。這種餘裕表現在自由、想像力、激情地追求權力、以及責任感的微妙結合。對於政治家而言，權力乃是實踐其理念的必要之物，但是由於權力的本質乃是暴力的壟斷，因此極端危險，需要隨時受到外部制度的約束與內部精神的規範。於是韋伯如此警告：

這種領袖（按，追求虛榮的群眾鼓動者）時時都有危險變成一個演員，有危險輕忽了對自己行動後果的責任，而只關心自己留給別人什麼『印象』。他的不切事，使他追求的是權力的閃亮表象，而不是有作用的的權力；他的缺乏責任感，使他只是為了權力本身，而不是為了某種有內容的目的，去享受權力。

追逐權力終成空洞之人
再三品味這段話，對照當下的政治狀況，其實台灣並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政治家，自然也少有深具魔力的政治煽動家。這是一體兩面之事。從韋伯對權力的警戒，我想到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描述一個白人統治者在非洲內陸的興起與敗亡── 庫茲在沒有「布爾喬亞文明禮儀的黑暗大陸」獵取象牙，當他征服了黑人部落，他的權力慾望不受任何壓抑或節制，因為在那裡，沒有任何人、任何制度性的力量，可以牽制他；於是他掌握了絕對的權力，成了為所欲為的魔王。他變成「空洞的人」(hollow man)：沒有生活，只有象牙 — 尋找象牙、囤積象牙、而至不可收拾的貪婪，象徵著資本主義無節制的榨取與開發。庫茲最後降伏於蠻荒，更精確地說，死於孤寂的權力蠻荒，敗亡於沒有節制（restraint） 的世界。節制是庫茲欠缺的東西：「這種微小的東西在有緊急需要時，不能從他堂皇流利的言辭裡找到。我不知道他是否自己知道這種缺陷。我想他最後知道了 — 只不過那已是最後的時刻了。」在最後的時刻，庫茲喃喃呻吟：恐怖，恐怖，恐怖。

追逐政治權力，終成空洞之人，是人類世界的恐怖之最。經過此番防禦性公投的周折，讓我們看到，台灣離「恐怖世界」仍然很遠，因為這個社會尚無真正敢於反抗國際霸權的超人英雄。回顧陳水扁總統的從政歷程，他是一個善於挑起議題擾動時代的人，但也是一個懂得猛採煞車向權威者妥協的人。這種鬥性與柔性的吊詭組合，形成一種獨特的政治作風，這種作風強悍時，能夠使競爭對手倉惶失措「拿香跟著拜」，柔弱時則積極尋求交涉對手的諒解，自己找台階下。這種政治風格── 不滿現實想要有所突破、卻又瞻前顧後缺乏創意── 不只是個體生命史的體現，也是台灣處在國際帝國結構之中整體社會性格的反應。這個性格誕生於冷戰威權時代。直到今天，國際結構的節制力量如此之大，非但使台灣生活在安定但充滿集體焦慮的「現狀」，也不斷在延遲這個社會的政治啟蒙。政治精神窮困的世界毋需擔憂「恐怖」，因為這樣的世界缺乏突破外在藩籬的創意，只有虛張聲勢之後匆促妥協的行動邏輯。值得操心的反倒是政治的激情消蝕於無聊的戲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