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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分離的趨勢與意涵

轉載：【台灣立報／社論／2004.02.12】

在今年一月底，陳總統宴請大學校長時，對之宣布將落實公教分離、鬆綁教授校外兼職的規定。而於前日（１０），行政院科技會報則正式定下結論，以便高科技產業向學界借將。

根據科技會議的決議，公教分離政策的內容包括了待遇彈性化、活絡人力運用與年資轉換等項。也就是說，過去教（授）與公（務員）綁在一塊的薪俸、人事制度，將逐漸脫鉤而形成兩個軌道，並進一步帶動教授內部的分化，至於日後孰高孰低就如八仙過海，端視市場需求的青睞程度而定。

教與公分離，改嫁於商，將為台灣的大學面貌帶來天翻地覆的大改變。日後教授的原型不再是象牙塔裡的蛋頭學究，也不可能是具有實踐動力的「社會良心」，而是倡議公教分離鬆綁論者所說的「福特教授」與「三菱教授」；換言之，公教分離後的產學一家說明了，知識的效用正脫離原始的學術生產，或被視為可欲的社會溝通與社會介入，其衡量標準將落入以貨幣為衡量尺度的商品市場。

上述所言若不幸成真，則令人憂心忡忡。畢竟，人類的知識活動在旨趣上本有多樣性，從工具目的、美學理由到社會實踐，俱存在於人類社會的知識生產與累積中，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旨趣與目的之間更是不可化約與共量（例如，學者研發不滴水冷氣與詩經鑽研者間無法比較其貢獻）。但如今，隱隱然的大勢則是一方面愈來愈側重理工科技類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則大有將這些旨趣不同的知識予以比較品評的趨勢。因此，看似個案的公教分離，其實是整個知識本質大突變的延續，從智慧財產權的知識商品化與壟斷利潤，再到前些日子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ＴＳＳＣＩ「量化」評鑑標準，皆存在著值得反省之處。而這並不僅是大學教授的處境問題，更是切乎知識如何能夠社會化地生產、運用與分享的嚴肅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