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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台灣掉以輕心的「柯瑞現象」

本文選自新新聞884期／社論／e-mail：op-ed@new7.com.tw

最近，美國的政情正在出現微妙而巨大的變化，不容台灣掉以輕心。而這種變化，即是民主黨麻省參議員柯瑞的在初選中快速地崛起。

猶憶就在去年十一月份時，他在民主黨十名初選角逐者裡，仍排名第五，甚至他的助選經理及策士都陸續改投其他陣營。但自新罕布什爾及愛荷華州初選獲勝後，他即一路領先。在美國初選的歷史上，當群雄並起，一般都要交手好多回合後，形勢才會明朗，但柯瑞卻顯然改變了過去的這種規律，在短短的幾周內，他的勝利局面即告形成。這無論對他和民主黨都是幸事，蓋由此一來，即可免去由於內部競爭而造成的耗損，也有助於民主黨大團結局面的提前出現。如果我們注意近期內美國言論的變化，一種「柯瑞是很難被打敗的」之聲浪已逐漸提高了分貝。一般皆認為小布希總統已的確遇到了極其可怕的對手。

柯瑞竄起 小布希聲勢下滑
而就在柯瑞快速竄起的過程中，我們卻也看到了小布希總統在氣勢上確實已有下滑之虞，除了外交、軍事、經濟、財政、社會政策等方面日益受到抨擊外，甚至他和家人的政商關係、圖利財團，以及內線交易等也都被重新提起，並逐漸成為他的負分。當「不能讓小布希繼續」已成了一種共同的呼聲，他的連任阻力即趨擴大。根據民主黨主流的風聲，緊接下來，替布希操盤政商關係的副總統錢尼，即將成為被檢討的對象，這無疑地已使小布希總統的負分更為增加。

也正因此，目前在亞洲，一種新的問題意識已告出現，那就是：「如果柯瑞當選，他的亞洲政策會怎樣？」而毫無疑問的，乃是如果柯瑞當選總統，儘管他在維護美國國際利益的前提上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在做法上則將會與小布希完全不同。一般亞洲國家皆相信，若柯瑞成為美國總統，必將被大家所歡迎。

越戰背景 體驗侵略的錯誤

柯瑞大學畢業後即從軍，並在越戰前線作戰，獲多面勳章。但越戰的經驗卻也使他體會到干涉主義與侵略的錯誤，於是退役後即加入反戰行列，他並曾赴參院作證，指稱「越戰乃是一種錯誤」。越戰的經驗與反省，不但決定了柯瑞的世界觀，同時也使他從政後，長期都在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裡。由他的經歷已可看出，若他出任總統，可以不必經過學習期，即能在國際事務上熟練上手。

由柯瑞過去在參院的表現，我們已可知道，做為正統的麻省自由派，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必然有極為艱苦的發展過程，因此與人為善、等待對方在發展中逐漸進步與改變，即成了他的主要國際價值。舉例而言，這種對開發中國家「發展權」的尊重，使得稍早前他在規範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上，堅持應將中國大陸、印度、巴西等後進大國排除在外的主因。對後進國的「發展權」能夠尊重，在全球的領袖裡都不多見。

而除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知所尊重外，柯瑞同時也是多邊主義的信奉者。他一向堅持應與區域大國和平互動，而在亞洲，則無疑地應與中日韓這三個主要國家密切合作，像那種金大中訪美，說了與美國政策不合的政策見解，即被布希公開羞辱指責之事，在柯瑞身上肯定是不可能出現的。

而當然，美國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有其國際干涉主義的傳統，祇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干涉模式完全不同而已。對小布希而言，單邊主義的強硬干涉，乃是他自恃美國獨強後所採取的手段；但對多邊主義的自由派，則以保護式的干涉為主，因而柯瑞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任內，對西藏及印尼亞齊的問題都做過強烈的主張，認為基於文化和族群的尊重，中印兩國皆應對弱勢族群積極保護，而除了這種保護式的干涉主義外，柯瑞在菲律賓馬可仕總統的「政權改變」上曾發揮過極大的角色。馬可仕政權末期，整個政權已極反動，共和黨的雷根政府卻仍然像過去一樣繼續支持，但柯瑞卻堅持美國應改變對菲律賓的政策，於是一九八六年的菲律賓大選，他遂成了雷根特遣的考察團裡唯一的民主黨成員，在該次考察過程中，他察覺到馬可仕假民主之名而做出反民主的製造假票等事例，於是遂堅持必須讓菲律賓「政權改變」的立場。如果我們回頭去看馬可仕倒台的整個過程，當可發現到當時主控了國會的民主黨扮演了極重要的「發動者」的角色，而毫無疑問的，當時仍相當年輕的柯瑞，乃是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因為對自由派而言，反動其實是比落後更不能容忍的罪惡。他們可以容忍落後但有進步，卻不接受一個政權走向反動的回頭路，自由派的這種價值觀，其中有著相當深刻地對歷史發展的價值判斷，人們不能不加以理解。

美中問題上 走中庸穩健路線
也正因此，過去在參院外交委員會，尤其是外交委員會的亞太小組，柯瑞在美中問題上，乃是相當的中庸穩健派，在九六年飛彈危機時，他堅持要白宮和國務院向北京把話問清楚，以免造成任何一方的誤解與採取不當的反應模式；但在美國擬將台灣放進美國飛彈防禦體系籠罩下的看法，他則堅決反對，認為這將是美國對北京的挑釁，極為危險。在不刺激北京以及不對台灣過度保護這種矛盾間，他指出：「這是我們必須走的一條脆弱而敏感的路線。」柯瑞的這種兩岸見解，其實與柯林頓時代毫無不同，而且可能還會走得更遠了一點。柯林頓任內的後期確實已有「第四公報」之意，設若柯瑞出任美國總統，削減對台軍售，進一步的反對台灣獨立，並非沒有可能，這也就是說，以多邊主義為本，進行大國外交，要求兩岸進一步協商解決衝突的方法，將會是柯瑞兩岸政策的主軸。

因此，對於柯瑞的竄起，我們已應理解到，他由民主黨十個角逐者裡排名第五，猛竄到第一，而且在極短的時間裡即領先群倫，確立了地位，這顯然並非什麼偶然的運氣，而是有著民主黨主流在背後以鴨子划水的方式暗中操盤動員所致。民主黨主流在目前這個共和黨執政已造成內憂外患頻仍，甚至連傳統盟友歐洲都已與美國漸行漸遠之際，已理解到藉著柯瑞的竄起，將是民主黨全面大反撲的黃金時刻已到。這也將是民主黨主流重塑美國內政與外交的寶貴時刻。柯瑞的快速竄起，其實並不祇是兩黨的一次總統選舉競爭而已，而是兩種價值、兩套世界觀的大會戰，而毫無疑問的，乃是當柯瑞獲勝，一個無論內政、外交都將極為不同的美國，已將可能出現。而這無論對美國、對世界、甚至對亞洲，都將有極大的劃時代之不同意義。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二○○四年的美國大選，我們已不能像過去一樣，祇單純視之為一次選舉而已。二○○四年的大選，根據美國近代政治史與政治意識型態史，已可看出它事實上已有可能成為一九八○年代「保守主義革命」以來最後一次終結式的選舉。美國的保守主義乃是延續冷戰價值觀而產生的思想與實踐，它已完全不符二十一世紀的需要，必須讓它被終結掉，而柯瑞即可能是這樣一個終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