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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良知才是台灣珍貴的資產

轉載：【新新聞週報／８８５期／社論／editor@new7.com.tw】

人類有一種特性，那就是選擇性的記得，選擇性的遺忘，而在政治上，則是記得和遺忘之間，所取決的乃是政治利益的考量。因此，對災難頻仍的台灣，記憶就變得更複雜了。有人到日本發表「感謝馬關條約」的言論，在她的邏輯裡，當年日本侵台的殺戮當然也就變成了可以「感謝」的事。至於那些死亡的台灣列祖列宗，當然祇能算是她眼中的「清國奴」，而不是「台灣人」了。這是選擇性的遺忘，而做出這樣選擇，當然是那段記憶早已沒有了什麼可以萃取的利益。

由於記憶的選擇和遺忘，在政治上有著曖昧性，這也使得人們在面對這樣的選擇時，必須格外知所慎重。每個社會的人都應謹記一切災難，蓋祇有透過對災難的省思，從而淨化心靈，歷史的惡才不會一再反覆。歷史上別人的受苦，祇有被昇華成一種情操，一種宗教性的超越，苦難的意義才可能出現。受苦的反省是一種靜默，而不是亢奮。

二十世紀美國主要詩人羅威爾（Robert　Lowell，１９１７－１９７７）因而在省思了歷史的恐怖後，期許人類要在對受苦的反省裡提高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加高等，如同：

穿著高潔的衣裳走過泥濘
卻未把自己弄髒。

二二八事件淪為政治資產
而正是因為對歷史的苦難有所洞察，而且也深知苦難的記憶有可能變現為一種政治資產，因而我們社會可敬的國際級電影大導演侯孝賢，遂在最近對二二八問題提出諍言。侯孝賢拍過〈悲情城市〉，他當然深知二二八，也未遺忘二二八，他祇是要提醒那些搞政治的人，不要意圖去剝削二二八的剩餘價值。當人們把過去人的受苦意圖變成一種政治資產，這時候在他們佯裝悲悽的表情下，所隱藏的其實是一種要從屍骨裡榨取資本的狂喜心態，那是一種心靈上的骯髒，也是對無言死者的褻瀆。

而非常令人悲哀的，乃是他這種語重心長的告白，在我們這個「什麼都是假的，祇有選票才是真的」的政治社會裡，那些人甚至連一句稍微像人話的「敬謹受教」都懶得說出口，馬上二話不說地就扣上了一頂藍帽子。這種「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粗暴，難道是因為他們的痛腳恰恰好被擊中呢？或者這種粗暴原本就是他們的本性，祇不過是再一次暴露出來而已？侯孝賢的被那一群人圍毆，真的讓台灣政治文化裡最惡質的那一部分毫髮畢現。

我們都知道，今年的選舉，為了要衝破四年前得票祇有四成的門檻，他們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已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地展開一場殊死之戰，舉凡任何能挑唆的、能刺激的、能造成驚悚效果的，能夠用支票的，都被列進了動員的手段中。拚死也要違法搞公投，並把那兩個莫名其妙的題目說成是「愛台灣」的圖騰，這整個動作裡，那種詭辯的、操弄符號的手法，即是一個非常令人深思的課題，操弄選舉已的確成了這次大選最主要的軸線。

在這樣的脈絡下，人們擔心二二八問題是另一次的操弄與剝削，當然不是無理的多疑。二二八乃是歷史過程中具有複雜性的災難事件，但在過去幾年某些特定人物的刻意操作下，它早已被簡化成了某種特定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始能得到隨之而來的政治利益。而正因為這樣的操弄確實好像很有用，於是二二八遂由災難變成了取之不盡的存款簿，每到選舉的時候，就提取存款一次。他們在野時，如此操弄，儘管讓人難以接受，但因在野者資源較少，把二二八當做資產來使用，至少還能讓人同情。而真的讓人無法接受的，乃是由在野而在朝，資源已多得無法計算，至今仍要繼續去從死難者身上扒取剩餘價值，那就真的予人子孫不肖之感了。

因此，由當今的現況，我們已大致可以肯定，繼續透過操弄，要從二二八身上再次榨取到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大概已成了勢所難擋的趨勢。由他們一貫的邏輯，當然是要藉此題目而展開超級大動員，為了選舉而動員黨國機器進行動員，無論台灣或世界政治史上，這種搞法已可謂從未曾見。除了以黨國機器來大舉動員之外，二二八的符號操作裡，當然難免又會出現諸如「你群-我群」的敵對性劃分，而他們當然是多數，政治正確，愛台灣，站在終極真理的一邊。這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動員及符號操作裡，古代那種漳泉、閩客的敵對性區隔策略，已經以一種現代版的方式重現。

也正因此，在這樣關鍵時刻，要求操作二二八的人小心謹慎，這種文化人的良心或許才是真正的、不被政治污染的純正良心。在撕裂族群關係裡謀求政治利益，在台灣我們早已司空見慣，這已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招，祇是這次以執政之便，大舉動員黨國機器而惡搞，這已非小事，而是對整體台灣人心靈的終極考驗了。它在考驗我們社會，那種古代式心靈裡惡質的部分可以被煽動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社會裡那種人對人的怨憎在政府政黨的鼓動下，可以走到什麼樣的終點！易言之，這種操弄是要挑動台灣人心裡那根怨毒的心絃，而至於是否能挑動，那就真的要看我們社會裡的人那最後的良心了。

無力文化人的沉痛
也正因此，侯孝賢懍於文化人的良知，而對二二八提出諍言，並遭到連續好幾波的圍剿和被扣帽子，這是政治人物在被選票污染後，心靈與良知的也被污染，這同樣也顯示出台灣政治文化的水準。而由侯孝賢的被圍剿，就同樣想到同屬文化界的林懷民最近多次的感傷之言，他為台灣政治文化的惡質而悲傷。

而無論侯林，他們的感傷與悲哀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無力的文化人，他們沒有槍，沒有政黨，他們都是無力者。但這些無力者卻讓我們看到了那些有力者的真實面目。而今二二八將屆，由連日來的發展，在這個一切都為了動員求勝，早已不知何謂良心與責任的時刻，我們已知道有關二二八的公然地或隱晦地操弄已如矢上弦。

他們會曖昧的、詭譎的，將它導往有利於選票的方向，當然諸如「愛台灣」、「和平」、「中國人／台灣人」之類的咒語也都可能再次密集地展現。但儘管我們無力者不能阻擋有力者，但必須指出的，乃是剝削歷史的創傷，要從死者身上榨取剩餘價值，在深層的義理上，這都是某種型態的仇恨政治學。在進步的國家，舉凡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意圖做出這樣的動作或曖昧的言辭，都必然會遭到社會的一致譴責。西方進步國家並非愚蠢到不知這種操作有可能得到政治利益，但他們更知道這種剝削歷史創傷的行徑，它本身就是一種極端的敗德行為。政治之目的不是要比骯髒，而是要比誰能穿過歷史災難的沼澤，而心靈依然光潔無比。

而祇有如此，躲在每個人心靈隱密處的一些怨毒的壞精靈，才不會跑出那個黑盒子，而讓受苦一再重複。文明的高下在心靈，面對受苦，高下立判。因此，在這個侯孝賢的被圍毆可能繼續，而二二八的操弄也即將展開之際，台灣所有的無力者，似乎都應該站到侯孝賢這一邊。祇有無力者堅持無所求的良知，一個社會或許才不會在操弄下走向那不知伊於胡底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