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28 01:01:01政治提高了人,但人未把政治提高!轉載:【新新聞週報/886期/社論/op-ed@new7.com.tw】 台灣的2004年大選,已正式進入了最後一個月衝刺階段,而可以肯定的是,伴隨著愈來愈激烈的衝刺、動員,更多的糾纏、唾沫,以及動作,更大的混亂也將更密集地湧現。在有些人愈來愈好戰亢奮的此刻,我們同樣聽到了愈來愈多不一樣的聲音,那就是:「選舉快點過去吧!」「別再為難大家了吧!」 今年的台灣大選,乃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整體台灣最具破壞性的一次選舉。它有如大火般掃過台灣,沒有人能預料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而把選舉變成政治大火的原因,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 因為就基本面而言,當今的執政者在四年前得以勝選,其實,有著相當大的偶然性。由於一般的「理性」選舉,不可能讓四年前的得票率百分之三十九點多,躍升為今年必須的超過五十%,於是打從選舉熱身開始,它就注定了「超理性」的走向。蓋祇有透過「超理性」的運作,始可望打破「理性上的不可能」,從而獲得再次的勝利。「超理性」的意義,用白話文來說,那就是「一切都豁出去了!」 理性退位 超理性主宰一切 因此,整齣公投鬧劇,儘管喧鬧得實在已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但從「超理性」的角度來加以理解,或許就不會覺得奇怪。它為什麼決定一意孤行辦公投?為什麼要走「反美抗中」的鋼索?為什麼在公投題目上要把“硬拗”的工夫發揮到不可思議的極限?...所有的一切「為什麼」,當然都是「超理性」。蓋祇有如此,始能把外部矛盾極大化,從而收割到僥倖的利益。這也是儘管一切評論都從「理性」角度立論,但卻不被「超理性」理會的原因。迄至目前,有關公投投票的流程問題仍然亂紛紛,但可以理解的是,縱使反對的意見再怎麼大,意見多麼正確,也都將注定不會被理會,在「超理性」主宰了一切的此刻,「理性」早已退位! 在「超理性」的原則下,公投是外部矛盾的極大化;而顯然地,二二八活動當然也就成了內部矛盾極大化的必須手段。任何國家的統治者都不可能選擇歷史的創傷為選舉動員的題目,因為這樣的動員以明顯地違背了政治必須為公共之善服務之目的。這乃是從「理性」角度看問題,但統治者所考慮的乃是「超理性」,蓋祇有藉此挑起的情緒,始能把「二二八」的國際意義極大化,從而在歷史傷痕上刮出選票。 訴求手段跨越道德防線 首先就民主政治之本質而論,它之所以是人們之所欲,乃是經過長期的運作與發展,它早已形成一種普遍的政治合理性;它以目的與手段的妥適選擇、政治倫理與責任的合宜、解決衝突與矛盾的智慧與能力等為其核心。也正是基於這些合理性,許多訴求、作為與手段,遂會被政黨與政治人物所自我抑制並不屑於採行。 在價值上,我們因而認為「政治可以把人提高」。不過,縱使由西方的經驗,人們也發現到,民主政治裡其實充滿了陷阱與凶險,各種極端主義會在民主的縫隙裡出現;許多心靈黑暗的潘朵拉之盒會在民主之名下被打開;許多民主會造成自由與人性的倒退。因而美國詩人羅威爾(Robert Lowell)遂在反省了民主政治及歷史的黑暗後,如此感喟地說出: 政治提高了人 而根據這樣的標準來看這次集「超理性」、「極大化」、「一切都豁出去」的選舉,由於它事實上已幾乎違逆了一切的政治合理性,因而它就變得更加可疑起來。 理性論政早已蕩然無存 在這些訴求、手段、詭辭裡,不但國計民生不見蹤影,甚至政治人物的最大資產──人格,也都在選舉中被自己廉價地出賣掉了。它這一切被如此地賤賣,選舉之後有可能重新買得回來嗎?當然不可能。這也就是說,2004年大選之所以有著傷害的「極大化」,乃是一個政治體制裡幾乎所有主要的前提,都已被摧毀。當這些信用被毀,往後台灣政治的語言、行為,將更加地受到懷疑。這種道理就和放羊的小孩一樣,而不幸的是,今天的台灣已因這次選舉,而成了不再有信用的小孩。 而除了一切被極大化之後所造成的信用喪失也極大化外,在這次選舉裡,由於對內競爭的不合宜也跟著極大化,這意謂著台灣內部政治生態基礎也同樣遭到極為致命的傷害。理性論政早已不復存在,政治則成了黨同伐異、不擇手段的鬥場,而政治與人群間的相互憎恨則因此而更加深植在人們的心裡,將更加持久地灌溉著人們內在精神裡那一方黑色的土壤。這種人們心靈的被污染,乃是我們最感憂慮之處。它就像大火燒過野地,將會有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無法再長出新綠。政治與權力再大、再重要,也總不應該大到連人們心靈乾淨也不顧惜的程度吧! 也正因為這樣的變化,我們遂格外擔心這次選舉在是非不明的糾纏、在一切惡質的東西都已被極大化之後,它對一般國民心靈所造成的傷害。這些多數人民都曾對民主有過憧憬,甚至也做出過一定的貢獻,而今我們的政治已變得如此不堪,這時候憧憬即會落空,一切都祇變得非常低限地祇求平安。 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有詩句曰: 民主之惡乃是當它變壞,就會挫折人們對民主的敬愛。而今天我們正走在這方向上,又怎能不在最後關頭有所覺悟呢?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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