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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動具備的政治能量

轉載：【台灣立報／英國衛報週評／2004.06.07】
節譯：盧永山

與伊拉克的災難、回教恐怖活動相較，黑眉信天翁的生存似乎不是最急迫的政治問題。對許左派人士而言，環境主義最好的時候，是種消遣，最壞的時候，是種倒退。正如希欽斯（C.Hitchens）上週所言：「環境主義和生態學是保守的立場，他們也許受到尊重，可加以辯護，卻不是最激進的。」

情況確曾如此。當代歐洲的綠色運動開始時，只是地主對中產階級和獲得蒸汽動力的工業界的一種反應。工業主義危及地理景觀和貴族政治對經濟的控制。

今天認為這種趨勢已完全消失了，是一種愚蠢的想法。美國綠色運動的經費，多半來自於繼承龐大財產的富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高斯密（Teddy　Goldsmith），他曾快樂地形容自己為反動份子。英國綠黨重申保守黨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儘管該黨在其他層面很激進，卻發現自己居然和超級保守的政黨結盟。

但環境主義擁護的某些政策並未改變，這是環境主義擁有的政治意義。企業已變成新的貴族階級：握有大權，卻無人能篡奪其位。企業不但沒有變成革命性改變的催化劑，反而讓許多東西從無到有，如無形的財產－－基因組、網路、甚至天氣候－－將成新為新一代的智慧財產。金融投機客建立了政治行動界線，一但政府越界，他們將失掉對市場的信心，經濟將會瓦解，很快的就輪到政府。

企業的世界秩序和封建制度一樣，將對社會福利造成很大的危害。當工業化仍對窮國具有解放潛力之際，工業化對全球氣候的衝擊，意謂了它可能破壞更多的生命而非拯救。環境主義和社會正義已變得不可分割，忽視經濟對環境的衝擊，就是忽視一個重要的壓迫來源。

這並不是說古典左派有關權力關係的分析是多餘的。在全球層次上，我們可以辨識出一種對立，恰是馬克思所預測的那種。就在企業試圖將同樣的勞動條件強壓在世界各地時，他們創造了一種與自己衝突的普遍階級利益。因為企業已有效地壓榨世界的勞力，改變這種壓榨的壓力現在已出現在工廠外頭。

部分由於改變這種壓榨的壓力，部分由於天然資源的枯竭，企業現在對於環保抗議較工會運動更為敏感。在耗盡可得的石油、礦產、原木、漁產和乾淨的水後，企業現在被迫面對地方人士所發起的更廣泛抗爭。因此，資源的掠奪及隨之而來的污染，在世界各地已成為重大的政治議題。

在此同時，削減勞力成本並找尋新勞力市場的趨勢，需要立即的技術創新。為了滿足企業創新科技以獲利的需求，科學在英國之類的國家已成為企業的附屬品。為了分散這些科技，企業必會要求降低管制標準。這是科學政策為何變成一處戰場的原因，也是為何自稱捍衛科學者反而更像是在捍衛企業權力之故。

換言之，限制企業的因素不再是勞力，而是生態系統和保護它的各種管制，這是為何在世界異議運動中，有關環境的抗爭是少數曾經贏得勝利的原因。

近來，對抗世界最大企業的勝利，是由一些地方人士組成的小團體和四處流浪的運動人士，在獲得這些企業的競爭者的小筆預算贊助下所達成的。他們並沒有解放受壓迫的勞工階級，卻限制了壓迫者的權力。這是尋常百姓對抗企業這個新貴族階級所獲得的勝利。

沒有什麼事比重覆的失敗更傷害一個運動。藉著展示我們具備以寡擊眾的實力，我們可以讓這項運重新恢復活力，我們不僅要反抗環境破壞，更要反抗其他形式的壓迫。左派人士若仍視環境主義為某人動員的結果，將錯失一個巨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