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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腐，生命還在

轉載：【2004.04.08／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作者：向家弘（文化工作者）

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引起了廣大的社會關注，並且糾結了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時空錯置的引起一陣混戰。混戰終會落幕，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這件事，以及它帶來怎樣的啟示。

很明顯的，現在廣場上有兩種人，一種叫群眾，一種叫學生，這是怎麼來的？或者該這樣問：「靜坐的學生」中的「學生」意味著什麼呢？是一種身分、符號或是權力？

受到質疑後，靜坐者拿出了學生證來證明自己的學生身分，可是這意義不大，在場的群眾中很多人都可以拿出榮民證、公務人員服務證、記者證等等各式各樣的證件，而且一人通常兼具多重身分。譬如馬市長既是市長，也是國民黨副主席，是個男性、父親、丈夫，也是某些人的朋友、偶像或是政敵，也因此，以具黨工身分或政黨背景來否定學生的正當性就很難站得住腳，因為，那不過就是每個人諸多身分中的一個罷了。

那麼，為何要強調並證明自己是個學生呢？因為這具有符號上的意義與辨識作用（學生是純潔不受污染的、高道德與理想性的、不受利用與指使的），用來與面貌模糊的「群眾」區別，由此來凸顯自己的主體位置，並且因為主體的彰顯而取得從被關注到產生影響力的權力；這種權力從警察驅散學生後遭到的強大批判中特別看得出來，也相當程度解釋了最近的狀況。

可是，如果學生的正當性僅是來自被神聖化的「純潔」，那就很悲哀了，因為這意喻著「其他人」都不純潔，況且什麼是純潔呢？不受社會污染或是不懂爾虞我詐？除非我們認為台灣社會是徹底骯髒齷齪、人與人之間只有卑鄙的算計，否則「純潔」的說法實在莫名其妙，並同時暗喻了將學校與社會隔絕，教育學生不食人間煙火的保守心態。

至於學生具有理想性的說法，我想說的是誰沒有理想性呢？廣場上的「其他」群眾如果沒有理想性，誰願意冒著風雨待在那邊，人民沒理想性台灣的民主進程怎麼動得了，選舉怎麼辦得下去，公投又怎麼會有人投？每個人都有理想性，但是理想性是必須被檢驗的，特別自己宣稱的理想性指涉到公共領域時；否則也可以說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出於種族淨化的理想性了。

於是，看待廣場上的學生，檢驗成了重點，如果我們賦予學生的符號不是空洞的「純潔」，而是知識分子的責任的話，那麼學生的主體性就不是由任何糾察線、不得進入的告示牌或老師們所「保護」，而是從實踐論述上超越政治言論市場的框架，由此來彰顯理想性與取得真正的主體性。

也就是說，學生要拿出來的不是學生證，而是這種超越的證明，而且這個證明需要很多舉證，包括對其他社會議題的持續關注、對大學功能以及學生在校園中所處位置的反思與批判，組織工作與思想的準備，這些是「野百合」的真正意涵，但是在「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短短九個字中以及戴上口罩的嘴巴中，可能連運動都稱不上，這是這些學生們還要努力的。

在這種準備不足的狀況下，「重現野百合」的海報高掛在學生後面，所欲繼承的是什麼樣的學運遺產或想像？我們無法得知。但，這種時空錯置與意涵斷裂的連結企圖，必定引發爭論。爭的是什麼呢？是媒體亟欲為學運定位以便在這場失焦的群眾運動中尋找新的市場焦點，而不是趙剛教授說的「顯然，野百合還是個很多人眼睛盯著、心裡癢著的一把倚天劍」，趙剛教授對「野百合」世代的評判太過廉價，這樣的理解也太過扭曲，十四年來，有誰拿著「野百合」喧譁招搖呢？

不過是幾家媒體訪問了幾位當初的學運分子，提了些意見，即使有待商議，跟對野百合的評價又怎會畫上等號，難道只因為這些人不再具有學生身分這麼荒謬的原因。鄭文燦說「野百合」改變了很多人血液中的基因，鍾佳濱說現在不用再緬懷過去那一段，這兩句話很代表性的詮釋了當初的學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直連結到現在很多人的生命中，它不是靜靜的待在歷史中供人評價或繼承，而是時代的一個過程與脈絡。天真的去回顧，「野百合」當然已腐，宏觀的看，它的能量已經轉化到很多人的心中，與社會的許多角落，這時談腐不腐，一點意義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