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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青春與反叛，成為改革的動力

轉載：【2004.04.08／中國時報／中時社論】

如何看待這一次中正紀念堂的學生絕食呢？是以色彩“泛藍”去看？還是，以純粹學生運動看？或者，它背後該不該有政治力的介入？難道，所有學生運動的背後，都沒有政治？如何看待學生運動與政治的關係？青春的不滿與反叛，難道不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學生運動，在中國有悠久歷史。自五四以降，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是由於，學生還未成為特定的社會階級，也未具備利益團體的色彩，理想性較強，更何況，青春生命本來就容易對社會不平不滿，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有一定的批判性，對社會的改革，充滿希望，因而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所以，五四以降的學運，往往是社會轉變的前兆，一個決定性的關鍵。

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前夕，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早已搞得如火如荼。它有非常純粹的社會正義訴求，符合民心的期待。光復後的台灣也一樣。在大陸「反飢餓反內戰」的學運影響下，一樣有學生串聯組織。

大陸的失敗經驗，使國民政府對學運採取壓制政策。甚至讀書會、學生團體都在控制之列。要直到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之後，才稍稍鬆綁為社會服務活動。然而由於保釣的左右分裂，使得保釣運動者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在朝為官，有人在大陸為學者，有人則繼續在民間工作。

台灣一九八○年代的學生運動則是美麗島事件衝擊後，所產生的另一批人。由於台灣社會逐步開放，黨外政治運動在美麗島事件後，再度崛起。這些學生幾乎是政治運動的生力軍。他們為黨外作文宣、編雜誌、搞社團活動，甚至在校園搞地下抗議。現在仍在政壇的立委李文忠、賴勁麟皆是當時的學生。應該說，美麗島大逮捕後的黨外需要學生，學生有樸素的正義感，願意站出來支持。再加上黨外雜誌的支撐，讓這些學生可以過生活。

至於，一九九○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則較為單純。這時的台灣社會已經解嚴，民主化的要求成為社會共識，差的只是臨門的重力一擊而已。再加上前一年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讓台灣學生有一種躍躍欲試的熱情，所以很快的就組織起來。並且有樣學樣的，搞起了絕食、拉繩子、各大學集體串聯抗爭的活動。這時的社會情緒，是完全支持學生的，而在野政黨和一部分國民黨人，也在背後支持。可以說，藉由這一場學運，給「萬年國會」以最後的一擊。

這整個過程中，政黨、政治人物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是很清楚的。政治從來不曾在學生運動中缺席。他們不一定是完全的結合，理念與做法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在學運策略、人脈與經費上，是不能擺脫關係的。現在和過去的差別只是，以前在野是民進黨，因而野百合時代，民進黨是背後的支持者。而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學生，已變成國民黨全力要支持的對象了。

若說這一次絕食學生的訴求太低調，「要真相」的訴求接近國親二黨，這也沒錯。但當年野百合要求的「國會全面改選」，難道與民進黨訴求有差別？同樣的，「反歧視」一項，則與族群平等聯盟相同，看起來是對民進黨不友善。但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學生運動，是為了支持政府而出現的嗎？無論是法國一九六八、美國六○年代學運，乃至於當代史上的所有例證，學生運動從來就是為了批判政府而出現的。現在執政的是民進黨，學生有什麼錯？如果有問題，頂多是訴求太平凡，無法引起更強大的社會反省與支持而已。

或許，這個社會可以批判他們的訴求太幼稚，要求太平凡。但我們不能不設想的是：在民主化之後，學運的訴求已愈來愈多元。學運團體有反版權壟斷、反戰、勞工支援團體等等，或許因此缺乏一個召喚的學生集體意志的訴求。但他們的純粹性，是不應該因為政權輪替，而被抹殺的。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對學生運動要多一點寬容，多一點諒解，這是由於他們還保有一定的純粹性和理想性。藉由他們對社會的批判，我們還可以保留若干理想主義的眼光，反省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想想以前的學運，曾帶來社會多少改革的動力。現在的寬容，難道不是為了讓青春和理想主義繼續發光，讓改革還有更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