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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世世代代皆有野百合綻放

轉載：【2004.04.07／聯合報／聯合報社論】

如果不是警方強制驅離，原本只是幾名學生在中正紀念堂一隅沈默靜坐的絕食，不會引起這麼多社會注目和同情。讓這一事件更顯張力的是，靜坐學生提出「重現野百合」訴求，坐在辦公室評論此事的黨政官員恰好有幾位當年學運的要角，卻冷言質疑靜坐學生的色彩和自主性。十幾年的時空變異，反映出台灣民主座標反轉的方向。

相較於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不論是規模、組織、動員力，這次的學生靜坐都顯得不能相提並論。正因為如此，警方用「保護」為名將這些體力減弱的學生強制架走，更凸顯權力的粗暴；而以其中一、二人的政治活動經驗來抹黑整群人提出正當政治訴求的動機，也顯得執政者的民主氣度不足。我們無意高估或美化這次的學生行動，但我們也不能輕易抹殺任何一粒種子在春天萌發的生命；畢竟，每一個世代的學子，皆有學習及參與民主的權利。

台灣社會對於學生運動一向有較高的同情，因為學生較少複雜的利害糾葛，訴求也往往比較單純而清新。這次，台灣社會因選舉而撕裂，政治體制因藍綠對峙而難以順暢運作，這批年輕人站出來，多少為不願再忍受這種社會氣氛的民眾發出了心聲；他們的訴求雖然模糊，但那種對朝野皆不滿的情緒卻有不可小覷的感染力。當年「野百合學運」野火燎原，不也是由三名學生靜坐開始的嗎？

當年的學運世代，如今已有不少人高坐廟堂之上，有些則成為不同領域的社會中堅，野百合儼然成為整個年級的共同記憶。但也正因為學運世代有大批成員後來被政黨－－尤其是民進黨吸收，使得學運的自主性發生了很大的質變，這也是十多年來學生運動變得後繼無力的主因之一。隨著民進黨的執政，不少學運世代進入體制成為黨政機器的一部分，這種朝野易位的變化，更使得生根於野的學運由無從著力而更趨沈寂。

吊詭的是，連日來，不僅是進入體制的老學運世代在質疑新學運的「正當性」，也有其他老學運成員發表連名信質問，這些學生「要重現誰的野百合」？這些表態，顯示「野百合學運」已有被「專利化」的傾向，連學運的桂冠也被視為特定世代獨享的榮光，不容許後輩步武。的確，這批靜坐學生或許錯借了「野百合」的名號－－雖然那代表了他們對百合年代的純真嚮往，他們也許也還沒想好自己要變成什麼花朵；但就算當年三月百花齊放的景象已一去不返，又何必吝嗇讓幾株不同種屬的野百合也有綻放的機會？把接力靜坐譏誚為「減肥營」的人，一定覺得當年「正港」的「野百合」才夠稱得上學運，他們大概沒意識到自己的輕蔑裡也埋藏著些許反民主思維吧？

「真假野百合」之爭，其實只是一個象徵；真正的問題在於：誰有資格否定別人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誰有資格告訴別人說：「夠了！你要的民主，我都幫你爭取到了。」半世紀以來，台灣的學生運動有過各種各樣的形貌，有人犧牲生命對抗白色恐怖，有人不畏牢獄之災反對威權體制，有人則冒著被開除之險抗議無能政府；不論成不成功，他們都在當時的時空留下了印記。從某個角度看，這都是不同時代開過的「野百合」；只要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只要權力的傲慢引人反感，「野百合」就會再生。因為民主的演進不會只有一次記憶，野百合也不會只有一回春天。

其實，十四年前的「野百合」，是開在最幸運的春天；它們沒有白色恐怖的風險，又站在臨門一腳的地位。相對而言，如今在中正紀念堂前靜坐的學生，由於大戲已經給前人演完，所以，身影顯得有些單薄。但正因他們處於戲劇色彩較淡的時代，所以也許更值得珍惜。這個世代的學生被稱為最沒有負擔、沒有承受力的「草莓族」，現在，他們為了心中的理念在那裡絕食，值得大家給他們多一點理解，少一些抹黑。

台灣的世世代代要是沒有新品種的「野百合」出現，那才是莫大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