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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百年沈淪現形記（上）

編按：《蜂報》投稿
作者：范天新（社會運動工作者）

由於二顆子彈、國安機制、做票疑雲等之故，媒體輿論與國民黨自身尚未展開敗選的檢討聲浪，不過，即使檢討，也不外乎下述幾種觀點：

一，兩顆子彈說：敗選是因為兩顆「神奇子彈」，造成「淡綠」被激發出來投票、「淡藍」不去投票或改投阿扁。此說若能成立，恰恰証明在這些游離選民的眼中，連宋並不是一定能取代阿扁的“好蘋果”，所以，就因同情心或國家主義認同意識的動員而改變了投票態度。

二，選戰能力如木頭人說：此說認為泛藍不如泛綠擅長選戰，所以，使兩軍民意支持度不斷拉近，最後因兩顆子彈的臨門一腳而致選情翻盤。這種論點是把選戰視為一種特殊的「專業技術」的工具化觀點。但，真是如此嗎？想一想，在連宋合之初，藍綠兩方的民調差距近３０％，直到３１９當天僅剩８％，何以故？很簡單，一開始，選民是對阿扁施政感到強烈不滿因而表現出對連宋的消極支持：換句話說，這些支持並非來自於對連宋的積極認同。是以等到扁營對連宋採取一連串的負面攻擊與設置中國為對立面時，連宋支持度就下滑了！如果說，這四年來，泛藍的各級民代與基層黨部（在鄉鎮市的國民黨黨部稱之為民眾服務站）能主動深入挖掘民瘼以在各級民意機關賣力揭露監督、參與協助人民群眾反抗各種剝削壓迫與不公義對待的行動，並形成法案在立法院推動修法立法，最後，建構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改革價值體系，並推衍出各種競選的政策綱領（由於過去改革性政治實踐才能構成人民相信政策綱領或政見能兌現的現實基礎）。試問，這場大選扁營迎擊泛藍所不斷曝光的台灣底層瘡疤都來不及了，怎還可能主導這場選戰？又試問，人民又豈會不對泛藍的洗心革面徹底改觀？然而，這四年來，泛藍的基層黨部與各級民代在做什麼？恐怕她／他們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三，台灣國族主義高漲說：此說若能成立，那麼如何解釋公投投票率未過半？又如何解釋扁在中南部的得票率並未成長５０％以上？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台灣國族主義在這場選戰起了一定作用，但那是以藍綠都是“爛蘋果”作為前提，也就是說，當人民大眾看不出藍綠那一方能對各種現實生存權利（環境權、工作權、勞動權益、醫療權、教育權、交通權、住宅權．．）帶來更明顯的進步時，虛幻的國族主義與過往悲情／差別待遇的歷史記憶才會對投票態度產生影響。因此，問題的癥結在於，藍與綠都和人民大眾的生存權利／利益保持同等的距離！甚至在感覺上與言行氣質上，統治權貴出身的連（據說是「國民黨」黨主席）宋（據說是「親民黨」主席）比三級貧民出身的阿扁距離中南部選民更遙遠！當底層老百姓與藍綠的政治／物質距離相同，但在心理／情感距離則和阿扁較近－－這是由於阿扁是來自底層的政治暴發戶，尚未被統治階級的生活方式徹底“改造”，且為保衛政權而本能賣弄那殘餘的草根語言風格與姿態－－從而，造成了有些學者所謂北部中產階級與中南部工農階級對立的詮釋觀點；不過，他／她們顯然完全錯把結果當原因了！質言之，當現實的階級壓迫在大選選項中找不到出口時，才使得“奇矇子”(KIMOGI)得以浮顯而成為支配投票行為的必要條件。

四，馬英九搞鬼說：馬英九能搞鬼頂多只是在兩顆子彈發生後，消極抵制對扁營進行質疑策略、取消３１９競選活動或不對台北市選情變盤採取積極作為而已，但這樣的邏輯都與「兩顆子彈說」一致，所以，筆者就不再贅述。

五．執政優勢說：此說若能成立，即意謂著在野黨永遠無法取得政權？

六．做票說：就算扁營真的做票，能做幾票？倘若連宋領先扁呂的支持度能維持連宋合之初的一半就好，除非泛藍監票員和各級黨部開票當天都在睡大覺，放任綠軍大舉做票，否則如何能做出上百萬票？

其餘還有許許多多說法，但都不脫上述六種範疇，總的而言，這六說其實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視角所推衍出來的「技術決定論」、「民愚論」或「舞弊論」的分析。筆者並非認為這六說完全不成立，而是它完全掩蓋了問題真正的核心本質，那就是泛藍雖然下野，但卻未因此而痛下決心改革！改革不是形式不是口號，而一定會表現在黨和基層人民大眾的政治關係上、在民意機關的政治實踐上、在領導人與領導層的政治作風上、在黨的民意代表候選人產生的機制與程序上與競選政策綱領與訴求上等！別的不說，光是在四年前落敗後，連戰與宋楚瑜就不曾在各自的黨內發動充分而全面的檢討批評，更不曾引進黨外人士（如社會運動團體、學術界、民間團體領袖、文化界等）參與檢討批評，試問，泛藍有可能改革嗎？

要談改革，就必須從國民黨過去失敗的歷史經驗談起。連宋大概都忘了，當年的「國民黨」就是因為背離工農、丟了「民主進步」的旗子所以才淪亡的。

在距今９９年前的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孫中山於《民報》發刊詞上將同盟會的綱領總結為追求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三民主義」，這在當時不僅允為最民主也是最進步的主張，而且更貼合了基層大眾期待社會經濟革命的要求。

然而，當革命黨人以最赤裸裸的暴力，終於推翻封建王朝，然政權旋遭袁世凱竊奪之後，「同盟會」的實際負責人宋教仁等猶仍醉心於「政黨政治」、議會路線，並著手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將「同盟會」綱領中「平均地權」、「力謀國際平等」等革命主張代換為含糊籠統的「注重于民生政策」和「維護國際和平」，而且還取消了「男女平權」的主張，並且廣納封建仕紳和右翼政客入黨，如此不顧公理正義、脫離工農群眾的行徑，終致袁世凱日益坐大、國民黨領袖宋教仁慘遭殺害的下場。這是歷史帶給國民黨的第一次教訓。

為此，孫中山不得不發動二次革命，重拾國民黨的革命理想。

１９２４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示了「聯俄：弱小民族聯合俄國反對帝國主義」，「容共：結合共黨謀求普羅大眾的民權」，「扶助工農：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反對封建剝削、反對資本家操縱國計民生、改善工農生活」的新三民主義。但是，到了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原本滿嘴革命理想，曾經出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中間偏左」的蔣介石（按照楊翠等人的分類法）發動清黨，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結果３００餘人被殺、５００餘人被捕、５０００多人失蹤。國民黨再度撕毀了和平民大眾的政治契約，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本家一面倒。從此，又再度開啟了國民黨自取敗亡的歷程。最後的結局，人所共知：在廣大民眾心目中真正承繼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理想，強調要落實國民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所提出的「新三民主義」革命路線的共產黨，在中國工農的簇擁下，把悖離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工農民眾的蔣介石政權趕出了中國大陸。這是歷史帶給國民黨的第二次教訓。

來到台灣之後，國民黨不得不再度重拾三民主義，推動節制資本、土地改革、實行有限度的議會民主。但是，顯然國民黨人還是並未記取歷史的教訓。（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