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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米爾斯先生

轉載：【當代文化研究網／原文收錄在：《讀書》2003年11月號】
作者：趙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一九六O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位於幹員在厚厚的米爾斯（C．Wright Mills，1916—1962）檔案中登錄上一筆新“資料”。一個顯然是知識份子背景的線民，對一份即將在下個月出版，但不知怎的已被幹員搞到手的書稿，做出以下評估：

這麽一份匠心獨運的傾共、傾卡斯楚的宣傳品，論證鑿然，易讀易懂，很有可能達到鬆懈國人心防和混淆視聽的效果……雖然眾人皆知當今的古巴是共黨主政，但這本書並不做此認定。

這本書（或“小冊子”），如米爾斯本人所樂於稱之的）就是著名的、在短短半年內單是在美國就賣了五十萬本的《聽哪，洋基！》。在這本小冊子裏頭，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米爾斯，給自己擬制了一個古巴革命者身份，寫信給他的美國鄰人，細訴古巴人在獨裁者巴蒂斯塔橫暴下的苦難、美國的古巴政策所帶來的災禍，以及古巴革命在社會正義上的實質成就，特別是富含平等理想的醫療和教育政策。米爾斯放下成堆的學術研究不做，起意寫這本小冊子，是因為他看到在美國媒體對古巴的報導裏，古巴革命者自己的觀點與聲音從來都是“荒謬的闕如”。既為了要打破遮蔽、趨近真相，也為了要形成一個自身對革命的看法，米爾斯相信惟有自己去看個清楚。一九六O年八月，米爾斯在古巴待了兩個星期，訪問了幾乎所有古巴革命政府的領導人，包括卡斯楚和格瓦拉，後者那時還是古巴國家銀行的總裁。將近三天的時間，卡斯楚每天十二個小時伴隨著他，作答兼嚮導。

這本小冊子的（前言）一開始就展現了米爾斯對這個革命的熱情與期許。他說：

古巴革命黨人是一種新而獨特的左翼思考者與行動者，既不屬於資本主義陣營也不屬於共產主義陣營，而是某一種面貌的社會主義者，既務實又人性。假如給古巴人機會，我相信他們會將他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得既務實又有人味兒。

米爾斯並沒有諱言卡斯楚的“幾乎絕對的權力”，但是米爾斯並沒有以一種彼時（也是此時？）典型的站在歷史終點回首睥睨的某種“自由派”姿態，以一尺律天下，從而否定古巴革命的意義。米爾斯沒有這樣做，是因為他對人類創造歷史、摸索出路的可能，還抱有一種深切的但也脆弱的期待一一讓這株異苗先長長吧！米爾斯所扮演的古巴革命志士向洋基北佬所三致其意的不外乎：如果你不能幫我，也不要整我、堵我，請給我時間，讓我實驗出自己的路。米爾斯相信古巴人是有機會找出一條道路，於其中，經濟正義與政治自由兼顧。

一九六O年的美國在精神上當然還是五十年代的延續——自滿兼恐懼。當時雖有少數中產都會知青（也是未來的學運闖將）在他們的大學宿舍裏歡呼古巴革命，但整個從艾森豪威爾以下的主流美國社會，對這個小鄰居的大革命卻是惴惴嫌恨如臨大敵。冷戰意識形態非楊即墨，沒有中間立場可言，判決書已然揣在懷裏的美國政府雖然實際上已在準備行動，包括限制多種物資對古巴出口，但還是文明地表現出一副還在觀察的姿態，要古巴在社會體制上選邊站穩。準備充分也就是耐心終止的時候。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美國已經表露出要解決“古巴問題”的迫切感了，通過媒體以及國務院的“小冊子”，它要求卡斯楚立即切斷與共黨國家的聯繫，威脅將盡一切力量幫助建立“未來的古巴民主政府”，並宣稱古巴人民將簞壺以迎王師，共建“跨美洲團結體”。同月十七日，美國支援並訓練的古巴流亡者部隊入侵豬玀灣。卡斯楚的部隊在人民的支援下，七十二小時之內就擊潰了入侵者。同年十一月，古巴政權決然倒向蘇聯，卡斯楚同時宜稱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美國隨即對古巴全面禁運。

米爾斯是在這整個美國官民一氣懼恨古巴（蘇聯）、左翼／批判知識傳統在麥卡錫主義之後幾乎蕩然無存的時代中，一個攥著石頭面對自己“祖國”的大衛。這個挑戰巨人的壓力打一開始就是巨大的，加上卡斯楚一九六一年底明確投向蘇聯陣營，當然更為米爾斯的政治困境雪上加霜。這個明困境同時又加上一些“中情局式”的暗騷擾，例如一個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企業”向米爾斯個人提出數千萬美元的名譽訴訟，指控他的《聽哪，洋基！》一書涉嫌不實報導，妨礙美商“商譽”。一點都不意外，他也收到過暗殺恐嚇。

米爾斯在一九六O年十二月，也就是《聽哪，洋基！》一書發行後一個月，接下了保守派的戰書，準備在全國電視網上和對手辯論美國的南美政策。米爾斯為了準備這場辯論，在短短的幾周內，閱讀了無數的資料。他把這場在現代媒體上的論點鬥爭當作一個極重要的大事，準備再準備，好像一場生死攸關的決鬥。上天弄人，就在米爾斯一切準備妥當之時——他自信關於南美的觀點可以寫成一本書了，在辯論前兩天，陪女兒在新買的電視前看完《綠野仙蹤）上樓時，心臟病發作。雖然奇迹般地好轉，但十五個月後第二次心臟病突發卻永久地奪走了米爾斯的生命，時年四十有五。多麽強大的心臟才能對抗整個社會呢？

深一層看，米爾斯的“古巴活動”其實只是個爆炸聲光，聲與光後頭蓄積著長久以來他對五十年代美國社會、政治、文化的疏離、不滿與、憤怒能量。這位在盛世獨進危異之言的知識份子是五十年代美國的孤獨抗議者，後人說他像個“隕石一樣橫掃整個冷戰美國”並不為過。面對人類有史以來最富裕不過的萬頭攢動的戰後大眾消費社會，米爾斯在一九五一年發表了（白領），勾勒出美國雖富裕但日益疏離彷徨而且弱智的中間層級市民的群像。面對被他稱為忙碌於“歌頌美國”的冷戰時期美國知識份子（例如丹尼爾‧貝爾與西摩‧馬丁‧利普賽等人），米爾斯通過《權力精英》（一九五六年）先驅性地指出美國政治權力結構史無前例的集中化、支配精英的自我迴圈再生，以及一般民眾在這個過程中的邊緣化、分散化、無知化。米爾斯還寫了一個“小冊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指出美國這個“軍事－工業綜合體”或“永久性戰爭機器”要為隨時可能來到的大規模、毀滅性的瘋狂戰爭負責；戰爭的責任在米爾斯的起訴書中，已經從東方轉到西方。

米爾斯把希望和不滿都傾注於“知識份子”身上。這並不是因為他天真地相信知識真的可以立即轉化為權力，恰恰相反，他很清楚知識份子根本夠不上權力精英的邊兒，但他還是責備知識份子必須要運用他們手上僅有的一點點“脆弱的‘權力手段（即社會結構知識以及歷史知識）’”，介入社會議題與歷史走向的爭議，並敢於下判斷；要用功，還要有擔當。在古巴事件之後，米爾斯對美國的知識階層幾近絕望，因為他們用“自由主義”當遁術，避免碰觸知識和政治實踐中的道德曖昧地帶並進而反躬自省。例如對古巴革命，這些知識份子就方便地借譴責“暴力”的廉價姿態作為他們根本不用去現實地理解這個革命的安心丸。米爾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就說：“美國知識階層的道德懦弱已經登峰造極了，他們不一定非得同意我，但我要求他們一定得面對任何暴力情境中所必然牽涉到的道德曖昧兩難……在《聽哪，洋基！》這本小冊子裏，我要做的就是直接面對這個曖昧兩難。”

最早宣揚“意識形態終結”的學者之一丹尼爾‧貝爾，曾經讚揚過知識份子的退位以及專業分工學者的登堂。但對米爾斯而言，這個轉變恰恰是一個可悲的退化；知識份子木再能夠把自身當作發掘公共議題、增進公共討論的一種催化力量，不敢“想大”、不敢“抓大”，從而只能在學術的狹窄分工內相互抓背。面對冷戰情勢，米爾斯呼籲知識份子從各自國族範圍內的自矜自滿與冷漠中走出來，設定前瞻的“工作計劃”，也設定自我要求的標準。在一個內外皆把知識份子“倡優蓄之”的時代，知識份子要看得起自己：“我們屬於比我們各自政府還大的單位；假如我們要效忠，那效忠的物件一定也高於任何國家機器。政治效忠不得高於我們自己的說理活動。”對於那種廉價的國族主義情緒，米爾斯有天生的反感。他相信即使是國族身份也應該是掙來的，而知識份子，就其定義，更是應該學著去掉那先天被賦予的單一國族身份——這應是知識份子的“為道日損”！

米爾斯常常陷入一種深沈的耐知識份子、對自身愛恨交加的困境。這時常給他力量，也給他挫折，讓他一時信念沛然，轉而自疑深重。從米爾斯和朋友的書信往來中，我們看到一九五九年的名著《社會學的想像力》（翻譯成將近二十國文字）的構思其實一開始是他對社會學的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在寫作過程中，他才焦慮地感到“一定得加點正面的東西進去”。於是關於作為工匠的知識份子構思才慢慢地添進去。從否定性批判到歷史主體的尋找，這個古典社會理論傳統的尋思與焦慮；一直纏繞著米爾斯。他是古典社會理論的最後一人。

“小冊子作者”這個角色在米爾斯的生命晚期深深地吸引著他。“小冊子作者”沒啥不好，甚至在“知識份子”已經蛻化為“學者”的時代，要是能多些像十八世紀末托瑪斯·潘恩那樣的以普通人為物件、闡明雖普通但被壓抑的道理的寫作，那不是更好嗎？說到底，我們這個時代是更需要兩大卷的《交往行動理論》，還是更需要《常識》與《人權論》傳統下的小冊子書寫？這是個問題。在一封米爾斯寫給某位資深出版家的信中，他說道：“你們這些紳士們還不知道什麽叫‘出版’哩。你們想到‘出版’，這個動詞就想到‘印行’，但其實並不是這麽回事兒。它的真正意思是‘面向公眾，。”既然寫一個東西是為了要給公眾看，而不是給學術同行看，那麽就要避免相濡以沫的學術行話、套話，就至少要把道理說得人情人理——人普通人之情、人普通人之理。寫作的講求因此就不只是個人風格的美學問題而已，更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你打不打算讓受教育的一般人看得懂、願意看、進而思考你所提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米爾斯不但要以揭露被掩蓋的真相為目的，還要講求怎麽說的技巧，而這兩種關心之間是有內在聯繫的。

說米爾斯是小說《大亨小傳》或是電影《午夜牛郎》裏的主人翁的知識份子版，可能並不算太過分。從一個邊遠落後的地方跑到全球最繁華昌盛的大都會，然後產生了各種震驚不解與困擾，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現代主義敍事母題了，各種“巴黎，我來了！”或是“上海，我來了”的故事從來不曾間斷過。人們過去在內蒙、德州或是“外省”所內化的價值、所相信的道理、所熟悉的品味，現在逐一面臨挑戰與崩解的威脅。面對這種挑戰，人們不是“咱回去吧！”就是努力讓自己從外到內看不出一抹異鄉客的蛛絲馬迹。這兩種途徑米爾斯都不要，他不躲避這個讓他無力的環境，他要讓這個無力變成力量，用他在《社會學的想像力》裏所創造出來的術語說，也就是把“私底下的困擾”變成“公共的議題”。

戰後的美國是個“癡肥且驚嚇”的年代。在高高的核戰蕈雲陰影下，富裕的貌似歡樂的消費社會掩蓋不住越來越激烈的無情競爭以及“地位恐慌”。舊式社群鄰里關係被郊區化摧毀，眾多古老價值與人情味也被市場邏輯和工具理性蒸發殆盡；甚至連過去新教徒所信奉的自律自主的價值也煙消雲散了。人們收入日豐，各式家電應有盡有，各種傳媒越來越發達，但卻只能讓他們越來越縮進他們各自的狹小工作與親密空間，越來越感覺空虛、無力。這是個“散眾社會”興起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裏，有人寫出《寂寞的群眾》，有人寫出《推銷員之死》。但這些研究或作品都是以悲起以悲終。整個五十年代，惟有米爾斯只手抗議這個散眾社會並昂揚與之對抗，並希望找出民主出路。

要在當代對抗當代，那就不免要尋找“歷史主體”。尋之不得，則只有期望於“未來”了－－這是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家把他們的批判活動當作“瓶中信”的緣由；不管他們是不是誇大了鐵籠，但的確是鐵籠前提下惟一能做的事。和這些批判理論家一樣，米爾斯也不再相信無產階級或是先鋒政黨的歷史角色，但和他們不同的在於他還要在當代找到收信人。他要找，這是確定的，但似乎也是惟一能確定的。找到誰了呢？誰也找不到，啊，除了連他自己都看不起的“知識份子”，尤其是社會科學背景的知識份子。

米爾斯的經驗研究自我否定了米爾斯的信念——這是米爾斯最大的黑色秘密。從《新有權者）、（白領）到（權力精英》，這一系列關於美國社會權力結構的經驗研究，其實只成功勾勒出一幅黑色圖景：大眾消費社會來臨、權力集中於科層制頂峰、知識份子與工人領袖被收編，以及普通人的弱智化。這個狀況，米爾斯謂之“後現代”。米爾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提出“後現代”這個名詞的社會科學家，但他使用這個詞和八十年代以後的習用內涵大不同，甚至是相反，他並沒有歌頌這個時代的來臨，他視這個時代為一種沈淪或退化，直直退到啓蒙之前。對米爾斯而言，啓蒙的核心信念就是理性與自由應有一種內在聯繫，而人們應當要努力地維繫這種聯繫：我們應當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運用理性，改變我們的生存處境，擴大我們的內在與外在自由。但在“後現代情境”中，工作中的人是各種管理術的操縱物件，工作外的人自囿於各自的生活小圈圈，無法理解，遑論掌握那些形成當代社會的結構性力量。由無數個無力參與到社會發展方向決定過程的旁觀者所構成的社會，也就是“散眾社會”（這不是個矛盾修辭嗎？！），而這個詞和“後現代”是可以互換的。這個情境中的“主體”就是“快樂機器人”。

“社會學想像”就是要挑戰這個後現代散眾社會。米爾斯希望通過對於社會人文知識份子的召喚，打破後現代知識壟斷於科層制與專家的情況。這些外在於科層制知識生產的知識份子，米爾斯稱之為“知識工匠”。知識工匠應該要在舉目望去遍地是“快樂機器人”的社會中尋找他的“公眾”。這如何可能？如何維持這樣一個杜威式的激進實用主義的信念？要知道，五十年代尚且不是二十世紀初的進步年代，那時的杜威況且慨歎於“公眾”處在“失神”狀態！在冷戰的五十年代，公眾何在呢？一向在宗教上自我認定是無神論者，甚至自命“異教徒”批評正統基督新教的米爾斯，其實在骨子裏還是個真正的，因而也是早已消失的新教徒。以一種韋伯曾描述過的第一代新教徒結合信念與行動得以救贖的姿態，米爾斯說：汝必須相信，並依此信念行動。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最後，以一種類似使徒的方式說：“我們要以我們已經活在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的假設來行動，惟有這樣做，我們才會有一天真把這個假設取消掉。”聽哪！這是句多不合時宜的話！永遠的不合時宜。

一九四五年起，米爾斯就在哥倫比亞大學教社會學。他身高一米八十幾，體型壯碩。在那個教授們千篇一律穿灰西服和亮頭皮鞋的年代中，米爾斯獨樹一幟，著格子衫、牛仔褲和勞動鞋，胸前挂著個軍用大布袋放資料或教材，騎著他的BMW重型機車到學校。他宣揚“工匠知識份子”，也實踐工匠生活，他在紐約郊區的房子是自己蓋的，他的機車是自己維修的，他最驕傲的記錄之一就是他有一張BMW原廠發放的機車維修資格證書。米爾斯認為現代都市從各方面沒收了人們的生活能力，作為市民／公民，我們應該要學習各種生活技能，這是人格獨立以及擴大學習能力的日常物質基礎。多年後，他的一個學生沒有忘記在一次對話中，米爾斯驚訝的不得了：“老天，你是說——你竟然不烘焙你自己吃的麵包！”

在米爾斯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多裏，他有過兩次重大改變人生軌道的考慮。一次是要離開美國，移民英國，這當然和他在古巴事件中所經歷的各種挫折與失望有關。另一次是打算放棄教授職位，離開學院，專一寫作。在米爾斯最後一兩年中，他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包括了拉夫‧米力班和E．P．湯普森這兩位英國的“第一代新左”。米爾斯在美國日感孤寂，反而在英國找到了他的政治和學術上的同志和“參考團體”，他那時並不知道一個由他所深刻影響的運動正在新大陸培風積雲。米爾斯這些移空換軌的念頭都還沒來得及付諸實現，就永遠離開了人世，時為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此時，千裏外的“新左”學生正在閱讀米爾斯的著作，同時正在起草著名的《呼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他們曾起意要到紐約拜訪米爾斯，並不知道此後將永遠不可能了。

米爾斯留下了四篇未完成書稿以及一本已完成書稿《馬克思主義者》。這四篇稿子分別是關於知識份子、新左、與一個虛擬的蘇聯知識份子的對話，以及一個涵蓋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社會狀況的“世界社會學”大書。

“那時候，有兩位作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個是卡繆，另一個是米爾斯。”多年後，湯姆·海頓如此回憶。著作《異鄉人》的卡繆去世於一九六O年，早於米爾斯兩年，死時也是四十來歲。這裏的“我們”指的是“民主社會學生同盟（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而說這話的人則是SDS的核心領袖，著名的《呼倫港宣言》的起草人，如今在加州當州議員。呼倫港是密西根湖旁的一個小城，那時SDS的基地就在密西根大學所在地的安娜堡（AnnArbor），二十一二歲的密大學生構成了那時全美國走在學生運動最前頭的激進群體。

湯姆‧海頓把米爾斯與詹姆斯‧迪恩（銀幕反叛小子的典型，於一九五五年死於車禍，時年二十四歲）、卡繆並舉，其實是有深刻的政治涵義的。是米爾斯的形象和風格：學院派的皺眉物件、落拓不羈、騎重型機車、自己蓋房子、反抗既存權威（“權力精英”、“永久戰爭機器”）、正權威之所反（古巴）……其實才是後來新左闖將們的真正心之所騖。米爾斯的個人風格為新左運動在六十年代中後期的浪漫化提供了形象資源。米爾斯是從一個遙遠的、特殊的美國傳統禦風而至——那是一個從愛默生、梭羅、惠特曼等人以來的“激進流浪者”傳統。

因此，“新左”對“米爾斯”其實一直是在進行一個選擇性的挪用，對他的形象的興趣遠高於對他的思想內容的興趣，對他向美國體制發動攻擊的興趣（《權力精英》），遠高於他對民主重建這個大問題意識的思考的興趣（《社會學的想像力》）。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能相當說明“新左”之後的發展演變。新左的一個重要領袖理查‧弗萊克斯在一九七三年接受訪問的時候，還指出《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對他個人的啓蒙意義，但十五年後，在他的一本專門討論六十年代社會運動的政治意義的書裏，卻把米爾斯的價值僅僅定位在他的《權力精英》上頭。

的確，《社會學的想像力》的物件太鎖定在“知識份子”，特別是社會學家，這是個問題，讓人覺得米爾斯一方面訕笑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勞動形上學”，但自己旋即又掉到一種“知識份子形上學”裏頭。這讓年輕的學生不是覺得無關就是太沈重一一要一個孤獨的“社會科學者”去尋找公眾，提供結構與歷史知識，將人們私下的困擾公共化，並自許“公共智慧器官”。問題的複雜性還包括，米爾斯整個著作又有一個內在矛盾：理想走到了現實分析前頭太遠；畢竟，如何在一個“權力精英”與“快樂機器人”的大眾消費社會前頭“社會學想像”？但儘管如此，米爾斯預設了一個嚴肅的社會與歷史分析路徑，以及一個啓蒙以來對平等與人的解放的信念。這屬於一個嚴肅的“現代性”計劃，有各種價值也有各種內在限制。米爾斯計劃的內在矛盾與困惑，當然也反映了這個現代性計劃本身的問題。新左小將放棄了和這個現代性的、政治的、歷史的米爾斯繼續對話，而選擇將“米爾斯”浪漫化與烈士化，不啻是拿米爾斯的個人風格為日益抒發性的、“文化性”的運動找到正當性服務。陶德‧吉特林曾語重心長地指出六十年代美國新左運動的一些“難題”，其中就包括了，到底是走文化反對，還是激進民主？抒發性的“文化”行動，還是策略性政治行動？吉特林顯然對往浪漫化的傾斜是有些欷歔的。

米爾斯對另一路徑或許可以提供更深刻的貢獻，但歷史並不允許，反而要他扮演一個舞臺化的角色。八十年代後主流的、保守的“形象化的政治”或許最早始於“大拒絕”的六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當六十年代的狂飆遠揚，雷根－柴契爾的新保守主義正在擡頭時，湯普森帶著頗為沮喪與懊惱的口氣懷念他那已經過世二十年的朋友米爾斯。他說：

我不覺得我現在要比六十年代運動高潮時更孤絕。那時候出現了一個新左運動，我和我在英國的同事們都很熱衷於它，美國方面則有米爾斯，他是我們在美國最親密的同道。然後，出現了第二個新左。同時某種知識界的轉變也發生了，而我覺得這個轉變是不幸的。抒發性的活動被捧上了天，壓過了理性與開放的政治活動；同時，西歐也發展出一系列極繁複的馬克思主義，變得日趨神學性，而與我所自處的馬克思主義斷了線。接著，六十年代末出現了和更廣大的人民運動絕了緣的知識份子左派運動，它還標榜這個絕緣。一方面，史學家如我可以馬上看出這個新左運動不過是反叛的布爾喬亞在搞它自己的反叛把戲，純粹是自鳴得意的姿態，不屬於一個嚴肅的和深厚的理性的革命傳統。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說這個新左運動所追求的眾多訴求仍然是左派所一貫追求的，特別是反越戰鬥爭，廣泛的爭取教育制度民主的鬥爭。我當然不能公開攻擊或批評這個運動，除了在這個運動之內，但即使這樣也很困難。因此我的孤絕感一方面來自於這個運動走上了一個在很多方面令我悲歎的路，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只能夠保持緘默。

凱瑟琳‧米爾斯與她的姊姊潘蜜拉‧米爾斯把她們所摯愛的父親和友人的通信以及一些自傳體文字編輯成書，幫助我們從米爾斯作為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人（朋友、父親、同事……）來理解他的思想、理想、不安、固執、矛盾與困惑。凱瑟琳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借一件小事描述她印象中的父親，很生動，也和六十年代新左小子們所塑制的殉教者米爾斯形象有看似細微實則重大的出入，能讓我們以另一種方式鮮明地想像作為一種知識份子典型的米爾斯。小凱瑟琳（米爾斯去世的時候，凱瑟琳還不滿七歲）怕黑，父親的做法就是在白天的時候，夾著手電筒，帶凱瑟琳繞行房子一周，凡遇見黑暗、深邃的角落、儲藏室或櫥櫃，父親就用手電筒照亮每一個角落，讓小小的凱瑟琳明白，黑暗裏並沒有隱藏著什麽真正可怕的東西。從這個歷歷在目的回憶中，如今將近半百的女兒找到了一種適合紀念她父親的總結性話語：

我心靈深處仍然可以看到我父親拿著手電筒照亮黑暗的櫥櫃。是！我們是可以照亮遙遠的角落。不！我們不應該粟於面對我們所發現之物。我相信我父親給我的教訓也同時是他要給這個世界的一個訊息。他的手電筒是理性之光、人性的目的與道德熱情，而他畢生殫精竭慮所致力的正是驅除這個由冷漠、迷惑與不負責任所造成的黑暗。

由 bee 發表於 April 14, 2004 04:19 A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