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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民戲院遙望中正紀念堂－－我們的媒體民主想像

轉載：【台灣立報／傳播線上／2004.04.14】
作者：傳播學生鬥陣

中正紀念堂的學生絕食運動在10日之後暫告結束，一週來已經引起了許多的討論，但是傳學鬥認為，有一些問題仍然沒有被提出。

評斷任何的社會運動，都必須依當時的情境脈絡來加以思考，社會運動的形式以及訴求，都與當時的社會脈動息息相關，因此，大選之後在泛藍群眾的集體不滿情緒下，支持泛藍的學生跳出來對執政當局提出訴求，是很自然的事情，誰說學生運動就一定不能有政治立場呢？誰說學生運動就必然純潔？或是說，製造學生運動等於純潔的既定刻板印象，對誰而言，能夠有較大的利益？況且在中正紀念堂的學生，據他／她們的宣稱，參與者是藍綠都有的。

我們肯定在中正紀念堂的學生運動，勇於對權威發問並具有參與抗爭的勇氣。然而，我們認為，媒體以及學術工作者用「野百合」或是「蕪草」來比喻中正紀念堂的學生運動，或是學生們對自己有這樣的期許，皆有其值得商榷之處；肇因時空脈絡的不同，如今的學生運動所要求的「民主」或是進一步組織的運動，都必須與十多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有所不同，甚至更為細緻，融入更多的思考，倘若不能在運動中，提出更為深化的「民主」訴求，而停留在片面、不連貫、老舊的論述，那麼與其構連的社會勢力，也會是片面、不連貫、老舊的力量。

＜傳播學生鬥陣＞想問，諸位在中正紀念堂所訴求的「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有什麼樣的內涵？目前與學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會是諸位所念茲在茲，藍綠兩陣營所造成的政治亂象？或是陳水扁遭到槍擊與否的真相？還是，陳水扁總統是否能夠公開承諾恪遵憲法，立即組成聯合政府？這些訴求以及語彙，與政客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並非意指中正紀念堂的學生運動是一個未來政客的搖籃，這些訴求的提出或是運動的目的有如此面貌，可能是學生們在社會氛圍下自然而然表現出來的，這個社會所定義的「政治」、「民主」都是如此的狹隘。從＜傳播學生鬥陣＞立場，我們認為：民主的內涵有許多面向，都需要我們以超越藍綠的視野，結合公民力量，謀求改善，其中重要的一項，便是傳播和言論環境的民主化。對此，＜傳播學生鬥陣＞特別要提出，所謂「民主」，意指台灣的廣電媒體，能夠在順應情勢下公共化。

這並不只是訴求陳水扁總統，實踐其競選第一任總統時所提出的「台視、華視公共化」，還包括《客家》、（即將成立之）《原住民電視台》公共電視化；《中央》、《漢聲》、《教育》、《警廣》等國有廣播電台公共電台化；政黨不當取得之廣電媒體資產歸還國有後公共化；統合《中影》資產進行公共化，並成立「國民戲院」；前述黨國媒體全面公共化後，與內湖《公視》共同組成「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除了建立「國民戲院」的訴求之外，其他幾個訴求已經在http://twmedia.org/，與＜媒體改造學社＞、＜媒體觀察基金會＞一起發起「媒體要改革，公民來連署：讓我們催生公共廣播集團」的活動。至於有關「國民戲院」的建立，我們認為針對本地媒介內容生產不足的部分，電影產業由於具有「瀑布效應」，同時具有龐大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能力，可說是重要的文化產業，也就是說電影成品往往能夠在電影院首映之後，在有線電視、錄影帶、無線電視、外銷等通路中流通，因此電影產業在媒體產業的分工中，主要扮演內容生產者的角色。

因此我們認為，改善媒體環境的一個重要部份，在於擴大台灣電影業生產、發行、映演的規模。＜文建會＞力行多年的「社區總體營造」、目前的「國民戲院」政策，與＜新聞局＞的電影政策應做一結合，讓＜文建會＞擴大文化產業政策實踐上的範圍，促使「社區總體營造」能夠加入媒體的想像；此外，「國民戲院」則必須透過追討國民黨政府時期，《中影》名下所屬分佈北中南的電影院，配合廣電基金、娛樂稅的課徵與回歸，並與社區結合，規劃成為「國民戲院聯盟」，其播放的內容主要以本國電影、紀錄片、學生作品、社區民眾的素人自拍為主，並且全民在這些戲院賞影不需付費，全然是公共服務。

當然，這些規劃，也同時是「公視廣電集團」想像中的一部分，有線電視的商業化幾乎成定局，然而，若能讓無線電視的公共角色突顯，並且擴大規模，或許能夠引起良性競爭；而國外以電視補貼電影拍攝，以擴充自身內容的做法已行之有年，特別是公共電視擴大規模之後，除了自製節目之外，更需要各種多元的素材，而這有一部分必須來自於不同的媒介形式，「國民戲院」在這種意義上而言，正好能夠提供一個具有生產力的空間，補充公共電視的內容，同時也能藉此培養本地人才，以及涵養民眾觀賞電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