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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自殺潮的制度成因

轉載：【台灣立報／社論／2004.04.15】

前（13）日，台灣竟密集發生13起自殺事件，共有11人因此歸西。實際上，台灣的自殺潮早已蔚然成風，據＜衛生署＞統計，2002年單一年度的自殺死亡人數便達3053人，平均一天有8人選擇了自我了斷，如此不幸事實，理應嚴肅以對。

對於自殺的原因，我們反對某種個人主義的病理學預設。目前，媒體大多把自殺的成因視為個人蒙受不幸遭遇下的心理挫折，以及抑鬱情緒等準疾病狀態，故每每呼籲有自殺傾向的人「多找精神醫師」、「多參與社交活動」，以防範於未然。但我們要指出，自殺其實是標準的社會病，其行為看似個人選擇，但實際上卻是社會病態的總體反映，故絕望的人最後僅能透過與這個社會徹底斷裂的方式尋求「解脫」。

且看家庭這個初級社會團體。若說傳統社會的家庭尚有溫暖、互助的人群集合功能，則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家庭功能可說俱為烏有。試問當代核心家庭的親子關係如何能維繫？男性作為一家之主，其精力不得不全部貢獻於職場，女性也愈來愈難扮演單純的持家者，而是在勞動力釋放與男性勞動報酬萎縮的過程中，擔負起薪資補充的角色。於焉，雙薪家庭遂難避免，男女雙方各奔東西，俱為五斗米奔波，如此，家庭焉能不成為怨氣（偶）集中地？親子關係又豈能不形式化與工具化？

學校亦然。當這個社會化機制於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時，其規範統合能力也因此而窮。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不均所致，早使得學生之間隨著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而分化，甚至極化。有的學生每年寒暑假出國旅遊，另一部份卻只能在家裡幫忙幹活，故學生之間的經驗與學習基礎不得不出現鴻溝，就連教師也拿不出一套標準化的課程內容來予以縫補。至於職場那就更清楚了，同時也是家庭與學校崩潰的元兇。職場是標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競技場，競爭就是硬道理，每天都有人因減薪、解雇而被報廢，卻沒有人能夠自外於這個絞肉機，人格又如何能自我實現？

是以，自殺潮不啻告示著，個人徹底原子化的時代已然來到，這是個人與社會組織紐帶大脫節的結果，最後所有人只能在市場裡載沈載浮，這種極端的存在疏離感，自然也就容易透過自殺尋求昇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這個社會被市場挾持的悲劇，那麼家庭功能的空洞化、學校功能的標本化，都將是必然的代價，再多的精神醫師也無助於自殺潮的抒解。

戲如政治
□人民衛生署：10
轉載：【台灣立報／與生命對話／2004.04.15】
作者:王文心（高雄醫學大學博士）

藝人黃子佼最近代言一款美白產品，聲稱利用「高科技原理」可迅速美白，效果神奇，並在電視及網路上強力廣告，銷售人氣頗旺。但經查，此項商品並沒有向＜衛生署＞申請化妝品廣告的許可字號，而是假借其他產品的許可字號銷售，屬於違法的廣告，且非藥品不能宣稱療效，亦屬違法。事後黃子佼推稱並不知情，並無奈地認為自己乃「樹大招風」，也是該項商品的受害者。

廠商邀請名人代言商品，無非著眼於名人的社會形象能夠增加商品的附加價值；而消費者因為信賴名人，認為他們不會隨意糟蹋自身建立的形象，故見到名人的推薦，對於產品的接受度也較一般的廣告方式來的高。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見報紙報導名人為商品代言，酬勞異於平常人士，動輒6、7位數，一般小市民上班10年，恐怕都賺不了這麼多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名人向信賴他的消費者推薦商品，難道都不用對商品本身作任何擔保、負什麼責任嗎？名人之不同於一般人者，即在於其倚靠“知名度”謀生，商品依附名人者就如同尋求消費者高信賴度之商標及通路一樣，希望在眾多使用價值相似的產品中殺出一條血路，出售求利。如果今天我們在某知名便利商店或大賣場買到仿冒品或劣質貨，該便利商店或大賣場卻說他們只提供商品上架，至於供貨商賣的是什麼，品質如何他們一概不負責，相信任誰也不能接受吧！

黃子佼以「樹大招風」來解釋自己參與違法廣告的行為，其實台灣社會對公眾人物的私德很有興趣，但對其公德的要求卻相對寬鬆到難以忍受的地步，顯示台灣雖然社會經濟型態已經進展到資本主義的市場社會，但是在文化價值體系上，卻仍停留在保守的農業時代：一個人的社會存在不取決於他在公共生活的實質作用（因為那時屬大多數人的農民根本不具參與影響公共生活的權力），反而是他的私德才能做為標示其獨有存在的作用。

可是，在一個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一個人的私人生活其實影響公共事務有限，直接作用於社會的應該是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態度，亦即公德。這種輕公德重私德的落後狀態，直接造成的後果是民主政治只具形式而缺乏內涵，政治人物藝人化，政績好壞與支持度基本上不相關，所以，成功的政客只問哪一種政策使他受到選民青睞，而不問如何使更多人從政策受益。所以，為何此次總統大選成為一個只有候選人沒有政見的選舉呢？因為我們腦袋裡的身分識別，其實都還是停留在一百年前的農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