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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懷孕vs.墮胎

轉載：【台灣立報／與生命對話／2004.04.22】
作者：王文心（高雄醫學大學博士）

最近因為輔大神學院的一部反墮胎影片在校園中播放，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讓台灣社會終於可以在政黨式的選舉話題之外，找到其他同樣可以「撕裂」社會的議題，更讓所謂公民投票比較能夠發揮一點原本屬於民主制度的功能。試著想一想，要是台灣能夠為了「是否可以由懷孕的人，來決定是不是要終止懷孕？」這個議題來進行公投，也依法在公投前提供公共頻道，由對這個議題持正、反意見的雙方，在公眾面前進行無限制的辯論，提供正、反雙方的支持者進行種種公眾遊說的活動與行動，台灣社會應該會早一點嚐到民主的滋味。

如果有這樣的一場競爭激烈程度絕對較「藍綠對決」更強一百倍的社會角力，爭議應該會從辯論題目中，到底要用「終止懷孕」還是「墮胎」開始。由於現代社會中語言是充滿「政治性」的，誰掌握了界定語言性質的主導權，幾乎就贏得了一半以上的社會角力，這也就是政商勢力要不惜血本掌握大眾媒體的原因。要是辯論從「墮胎是否應該合法化？」開始，我們幾乎可以預知，反墮胎勢力必然佔上風，因為這命題已經先天地為所謂「尊重（未出生的）生命」打下無可動搖的倫理基礎；而如果辯論題目是從「懷孕者有否權利自行決定終止懷孕？」開始，反墮胎者則會陷入反對「尊重（已存在的）生命」的自我矛盾中。因此墮胎權的正、反雙方所爭執的，有可能取決於，對議題設定的主控權究竟落在誰人的手中！

就如《自滿年代》一書作者加爾布雷斯所言：「歷史顯示了一個不變的真理：任何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都會依照其需要塑造社會道德和政治安定。」那麼，我們就得做一點考古學的工作，找出「墮胎」一辭，究竟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形成其意義，而與這個辭語聯帶的社會道德體系所要支撐的政治安定，究竟是要服務哪一些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否則，我們怎麼理解一個靠著大量培養及屠殺「（動植物與微生物）生命」所支撐的社會，為何會對「尊重生命」這個議題有如此「撕裂」的理解與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