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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誰的野百合?百萬野百合銅像 老野百合心中的痛

轉載:【台灣立報/記者廖雲章/專題報導/204.05.05】

上個月的某個週末，幾位1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分子在「紫藤廬」齊聚，企圖透過集體記憶回溯，再現當年的「野百合」。

五年級的「野百合們」而今有的進入國家體制成為自己當年所批判的對象，有的進入學界成為掌握詮釋權力的專業學術人，有的投身社會運動，從事基層組織工作，這些當年一同在廣場上見證了1980年代學運的學運分子們，對於「野百合」在14年後被建構成為不可侵犯的神主牌，感到一種時光錯置的荒謬，過去他們所訴求的正是推翻威權體制，曾幾何時，他們過往的行動卻被視為另一種不可侵犯「學運權威」。

當時廣場總指揮之一的陳信行在「紫藤廬」語出驚人地表示，在多年後他回憶這段過往，心中常感到深刻的恥辱與悔恨。他認為3月學運對個別參與者都有不同的意義，「野百合」被賦予的光榮對某些參與者一點都不虛假。而這個經驗使得許多年輕人在後來的歲月中投身於各種試圖改造社會的事業。

他認為，台灣目前的代議民主政體、終結威權體制，3月「野百合」學運的確有其指標意義，雖然這個意義被過度誇大。「革命任務不能挑肥撿瘦，既然社會需要純潔的學生，我們當然就跳下去。」陳信行說，學生團體之間「既是同道又相互鬥爭」，根本非社會所想像的「純潔」，因此他也認為當時的參與者不能只享受光榮，也必須承擔起一定的責任。

前<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祕書長顧玉鈴在現場自我批判「野百合的恥辱」，她說，當時許多民眾捐資，為處理最後的1百萬捐款，在各學生團體的角力下，成為一座銅鑄野百合，還有打電話打到手軟才送出滿屋子的睡袋。投身基層組織工作後，顧玉鈴深刻體會1百萬的代價，可維持社會運動團體至少一年的運作，而卻只是因不願意讓其他團體挪做他用，而做出讓她至今仍悔恨不已的決定。

面對許多認為「新野百合」不夠純粹的指責，顧玉鈴說，「野百合作為行銷策略，要挪用或顛覆都沒問題。」她說:「反壓迫是學運的精神。」因此，要質疑的不是學生如何利用「野百合」，而是當朝「野百合」對待當今學運的姿態，她認為目前正是「綠朝新貴的照妖鏡」。因為14年前的政治環境和現在不同，政黨色彩對個人或團體的殺傷力不大，她建議現在的學生們應學習放棄對兩黨的期望，從民間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