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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迫害文本與超現實想像

轉載：【2004.05.31／中國時報】
作者：南方朔

在德國納粹結束後，包括德國人自己，以及全球其他地區的知識精英，都對這個問題納悶不已：德意志民族十分傑出，在文明的抽象思惟上更是貢獻卓著。然而，為什麼納粹能這樣無所阻擋的淹沒了一切，甚至連像大哲學家海德格、大法學思想家卡爾．許密特這樣的曠世人物也都成了它的同路人或一度的支持者？

納粹透過語言　鑄造獨特心思
納粹結束後，德國展開「去納粹化」的工作。在這個過程裡，最有原創貢獻的，乃是德勒斯登大學文學及語言學教授維克多．克倫貝勒（Victor Klemperer 1881－1960）他是近代大指揮家奧多．克倫貝勒的弟弟。他雖為猶太人，但因娶妻亞利安人，因而倖免於浩劫。在後來「去納粹化」的過程中，他歷盡各式各樣的挫折。在課堂上，學員們對納粹暴行及邪惡，一開始都能侃侃而談，但說著說著，每個人內心深處那些真實的、真正屬於納粹的性質就開始浮現。他自己覺得非常挫敗，而學員們則為自己的淆亂而非常害怕與痛苦。

基於這樣的挫敗經驗和因此而帶來的反省，克倫貝勒教授指出，納粹之可怖，不只是那些比較容易拋棄掉的種種行為而已，更重要的乃是它透過語言的運作而鑄造出了獨特的納粹心靈、納粹思惟方式。他的學員們已知道這些行為的不對，但因仍未脫離納粹的思惟方式，於是說著說著，就會推論出自己反對的那些結論與行為，這當然讓他們淆亂及痛苦不堪。

於是，他後來遂根據自己的日記和經驗，寫成《第三帝國語言札記》一書，該書經過了四十餘年才被譯為英文。它在語言對心靈的欺詐上有著極為原創的觀察與分析。由於它的內容太過豐富，無法一舉將它討論完畢。但若干重要的關鍵，卻可有舉一反三之效。

例如，納粹嫻熟於利用當時的情勢，簡單的把人群分為「鄉親」（volk）與「異類」（artfremd）。在「鄉親」這個範疇下，「鄉親同袍」（volksgenosse），「鄉親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鄉親的共同敵人」（volksfrend）等遂被設定了出來，並被鑲嵌進了人們腦中；而它為了合理化對猶太人的痛恨，不稱「猶太人」，而稱「全球猶太」（weltjudentum），彷彿它是個可怕的陰謀群體。而就在這樣的設定中，誰該恨誰，該整誰，誰在「政治上不可信賴」（politisch unzuverl２ssip），也就一目了然，政治的正確因而強固的出現，而那種虛假的鄉親感情，也在做作中被語言所建造了出來。

而除了用語言設定出了政治正確，以及尋找替罪羊的基本關係外，納粹更厲害的乃是透過造勢、宣傳、威嚇，創造出了一種無論做什麼都對的語言氛圍，而其關鍵詞語即是「想像」（fanatisch），這個字當然也可以譯為「狂熱」。但它的語源乃是fanum，指的是廟宇、神殿，因而譯為「具有宗教性的想像或行為」或許才更穩當。這個字在歐洲的傳統裡一向為負面的詞語，但在納粹體制下，它卻首次被正當化與合理化，希特勒甚至在《我的奮鬥》裡自我標榜為「想像的客觀主義者」（objktivit兞tsfanatiker），為無所不為的狂亂想像建造出了道德上的基礎。除了無論做任何事都可以的想像被合理化之外，它在行為上也將「啟動」（aufziehen）這個語言道德化與合理化，它那種一切皆不可阻擋之勢更難避免。

第三帝國語言　建構出強制性
因此，納粹的語言研究，克倫貝勒教授實在有著相當先驅性的貢獻。他指出，語言從來即不是中立、客觀的一種工具，而是可以在操作下被鑲嵌、注射，甚至下毒的範疇。他指出，在納粹時代，由於「第三帝國語言」被建構得如此具有強制性，因而，到了後來已形同不可抵擋，人們頂多只會說些諸如「不會怎樣的啦」（knif）或「絕對做不到的啦」（kakfif）來自我調侃與譏諷，而就這樣，整個形勢也就在狂亂的想像與行為裡，日益不可收拾，綜觀整個納粹時代，除了偉大的新教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以及幾名漢堡大學的醫科師生用他們人性的民主思惟敢於公開抗拒外，偌大的德國可謂一片沉寂。由此也顯示出「第三帝國語言」所建造出來的政治強制性到了什麼樣的驚人程度。

尋找替罪羔羊　另種迫害機制
克倫貝勒教授的經驗和教訓，提示出了語言設定與操弄的可怕性。近代有關極左政治的語言研究，也證明了無論極左極右，它們在語言上的伎倆都如出一轍。而由這些研究，換個角度看，這些語言其實也等於是一種「迫害機制」，它是藉著語言的設定與操弄，來為自己的危機、權力、困境尋找替罪的羔羊。「第三帝國語言」因而也是一種「設定替罪羊的語言」，而它的所有語言和行為，也就等於是個歷史性的「迫害文本」。由「第三帝國語言」到「迫害文本」，有更多問題值得人們慎思。

由近代政治史，人們已清楚的知道，「尋找替罪羊」乃是一種自古有之、於今尤烈的現象。當一個體系陷入某種事實存在，或為了權力目的而虛構其存在的危機時，即傾向於人群的區隔裡尋找一種非我族類者來承擔責任。「替罪羊」的出現，使得「我群」得以在集體的亢奮下消除差異，趨於集中。「我群」需要替罪羊來滿足及灌溉自己的熱情，使之成為一種虛假的道德昇華。有了替罪羊承擔一切責任，人們也才可以一腳踢開所有的過去，創造新的狂想。替罪羊的好處，乃是它可以讓我們的焦慮好像在道德上得以淨化，而在實質的社會面，替罪羊所造成的張力和亢奮，可以讓一個體制的內爆危機得以被延遲。

也正因為「替罪羊」問題涉及語言的設定與操弄，而它最後則等於建造出了一個「迫害文本」。因而近代法國學者勒內．吉拉爾（ReneGirard）遂試著要整理出一個總體性的大型「替罪羊理論」。他最嚴重的警告是，在一個黨同伐異，把問題都簡化並推給替罪羊的社會，等於是大家都在合力寫著一個新的「迫害文本」，參與了迫害的事業。

因此，本文由克倫貝勒教授的「第三帝國語言」，進一步談到吉拉爾教授的「替罪羊理論」，乃是要由西方過去的經驗裡，觀察台灣已愈來愈深的病灶。設若我們不能對病灶有所警覺，而仍兀自犬儒式的認為「不會怎樣的啦」或「絕對做不到的啦」，那麼，當我們繼續操弄語言，合力寫著新的「迫害文本」的同時，台灣的內爆與外患，也就將更為加速。

片面認同問題　加深內部撕裂
近年來，台灣早已類似於昔日的「第三帝國語言」，在台灣內部完成了尋找替罪羊的設定工作。某些族群或不同見解的人，也因而被烙印上了清楚的「可以加以迫害的表徵」。於是，就在這樣的設定裡，台灣的內部撕裂更趨嚴重。而為了掩飾這種撕裂，當局及有些人宣稱「沒有族群問題，只有認同問題」，這樣的說詞，其實並非問題的被掩飾或減弱，而是將迫害的層次更加擴大與拉高，當今所謂的「新文化論述」，在更根本處，其實只不過是個「新迫害文本」的正在書寫而已。

而除了「新迫害文本」的正在書寫外，由於撕裂的嚴重和替罪羊的設定，當今的台灣也因而就像「第三帝國語言」一樣，把脫現實的「想像」發揮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想像」這個詞，已像「第三帝國語言」一樣被宗教化和道德化，變成了「愛怎麼想像就怎麼想像」，「愛怎麼搞就怎麼搞的程度」。就在最近，教育部長宣稱要把地圖倒過來，讓台灣不是在大陸旁邊，而是在大陸的上面。儘管台灣媒體稱之為把無聊當有趣，但若進一步思考，它其實和無聊並無關係，而是道道地地的「第三帝國語言」式的宗教性的、超現實的「想像」（fanatisch）。它只不過是台灣在走著別人舊路的表徵之一而已。它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笑話，而是應當提高警覺的狂亂。當我們不能對這些現象有所反省，仍兀自在合力寫著「新迫害文本」或超現實「想像」，則整個台灣形勢，誰知將伊於胡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