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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都在證券交易所得免稅

轉載：【2004.06.04／經濟日報／經濟日報社論】

＜財政部＞宣稱基於課稅公平的考慮，繼要求對員工分紅配股、技術作價入股課稅後，又擬對員工認股權加強課稅，卻遭到＜經濟部＞、＜經建會＞、＜國科會＞、高科技業者、立法委員群起強力反對，甚至被譏為「柿子挑軟的吃」。稅改列車尚未全面正式啟動，就已受到挫折，除了顯示推動稅改困難度頗高外，也凸顯長期以來租稅公平與產業發展間難以取得平衡。

針對員工認股權課稅之問題，＜財政部＞堅持應在認購權利執行日必須課稅的立場，所持理由大致有三：一為員工執行認股權時，標的股票的時價如超過認股價格，本質上屬於個人提供勞務之補償性報酬，理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二為高科技產業透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享有五年免稅與股東投資抵減等獎勵，已經享有相當多的租稅優惠；三為對員工認股課稅，並不會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然而這些說詞，站在社會整體的公平與效率立場，顯然並不具充分的說服力。

員工認股利益尚未實現就要課稅，將面臨極大不確定性，若未來在股價下跌時出售，豈不遭受損失？況且，逕對員工認股課稅，而不及於一般股東，形同祇對員工認股部分課徵證所稅，並不公平。《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雖對企業老闆及股東提供許多減免稅，並不是員工受惠，卻對員工認股加重課稅，也有欠公允。至於＜財政部＞基於擴大稅基、增加稅收的考慮，極可能一廂情願地估量課稅標的是否具有彈性與移動性；而在全球化、自由化及競逐人才之大趨勢下，高科技人才所面臨的經濟誘因一旦惡化，將降低人才回台創業與投資的意願，甚至引起人才外流，將嚴重影響產業發展，政府稅收也就不可能增加。

此外，＜財政部＞的解釋令規範太遲，又要溯及既往，也頗令人詬病。因此，未來財經部會理應記取教訓，公共政策的推動必須周延思考、慎重評估，避免引起恐慌及對長遠發展造成傷害。

其實，無論是員工認股權證，或技術作價入股、員工分紅配股所引發的課稅爭議，乃至於一些未來與股票有關的潛在課稅問題，其癥結均在於證券交易所得不用課稅。若是股票均按出售價格與取得成本的差價一視同仁地課徵證所稅，則員工分紅配股、員工認股權證、技術作價入股等要何時課稅、按面額或時價課稅，對稅收與租稅公平均不致引起嚴重的影響，因為證券交易所得稅若能嚴把最後一關，遲早會將該課的稅課回來，政府最多祇因延遲收稅而產生利息損失而已。何況，以租稅誘因吸引人才投入，發展知識與技術密集產業，政策性目標既已確立，就應以較大的格局處理相關租稅問題，提供足夠的誘因，吸引人才、資金投入產業發展，務實地在投入階段以低稅率的方式鼓勵創新發展，真正落實「養雞生蛋」的效果；爾後在股票出售時再與一般股東站在同一立場課徵所得稅，豈不更能兼顧租稅公平與產業發展？

因此，＜財政部＞果真重視租稅的公平正義，就應展現更大的企圖心，認真考慮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若祇是枝枝節節的進行局部改革，選擇相對弱勢的團體課稅，反而招致諸多的阻力，製造更多的問題，也凸顯財稅當局缺乏改革的擔當與魄力。財政部在某些問題上，一再強調「有所得就要課稅」的原則；然而對於證券交易所得，又排除適用此一原則，可見＜財政部＞連基本的課稅原則均具有選擇性，無法清楚掌握，以致治絲益棼，徒增問題的複雜性，也未贏得應有的掌聲。

目前所得稅收主要集中在薪資所得身上，資本利得多不用課稅，此乃造成當前稅制不公的源頭，資本利得一日不課稅，稅制就難謂其公平。政治人物一般認為證券交易所得稅復徵就是票房毒藥，其實並不盡然；證券交易所得稅制度一般均有盈虧互抵、分攤風險的機制，在股票交易賺錢時向政府繳一些稅，而在虧損時可用以抵減其他所得，進而減輕稅負，對大多數的散戶而言反而有利，實不應一昧排斥，也有賴政府大力宣導。甚至在開徵初期，則宜以較低稅率、採分離課稅的方式推動，以利制度的建立。

回顧1988年9月前＜財政部＞部長郭婉容復徵證所稅，當時林全教授以學者身份全力代言辯護，令人印象深刻；2000年總統大選，林全身為陳水扁財政白皮書的召集人，赫然呈現取消資本利得減免稅、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的主張，均在在顯示林部長心知肚明：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又如何使所得稅達成「量能課稅」的目的？既然在員工認股權課稅問題的爭議上，＜經濟部＞及許多立法委員一致認為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才是正本清源之道，林全部長何不順勢大力推動改革，完成劃時代的稅制改造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