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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公共化的歷史意義

轉載：【台灣立報／2004.06.08／社論】

經過台灣民間各方面的努力，行政院新聞局終於朝《台視》、《華視》公共化的方向規劃，由政府收購兩台的民股，將之贈送給《公視》，建構一個公共電視集團。新聞局的這個方案當然還未定案，可以想像這案子一定會在立法院引起爭議；事實上，就在新聞局的初步規劃曝光後，已有立委與學者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這不僅事關提升電視品質的問題，還涉及潛在的龐大利益；更重要的，這也將是一種社會觀念或意識型態的變革。具備如此多重的意義，電視公共化改革的利弊與成敗值得吾人重視。

台灣社會對媒體問題的認識是一種由生疏漸深入，且不會誤解曲折的過程。最初，人們對媒體（特別是電視）的態度是歡迎而信賴的。然而，較敏感的人士已警覺到媒體未必是客觀中立的，有可能被操縱而宣揚特定的意識型態，這種警覺在黨外民主運動高潮時達到高峰，因此，「開放報禁」、「黨政軍退出三台」一時成了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

但是，政治力並不是干預媒體的唯一來源，歐美的媒體學者早已指出，資本主義商品市場機制是干預媒體獨立公正的另一重大元兇；而且這種干預還不僅侷限於新聞的直接報導與評論上，它更操弄文化、塑造意識型態。1930年代葛蘭姆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19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均已指出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如何扭曲媒體的真實性與文化內涵。因此，媒體的改造絕不能只侷限於防範政治力干預的一個面向。

台灣對媒體的反省顯然落後歐洲學者半個世紀以上，主流論述還只停留在「黨政軍退出三台」的層次，這是有其歷史的原因，一方面戒嚴時期政治力對媒體的干預太強烈，造成人們把眾惡化約為政治力一個向度；另方面則囿於台灣的社會思潮長期只看到美國，而忽略了歐洲及其他世界的視野，而美國做為資本主義的老大哥，對於媒體所受市場無形干預的弊病懵懂無知，更甚於其過份強調私有化而難以體認公共化的意義與貢獻。

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台灣的媒體改革者促使新聞局開始重視公共化的面向。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喝采；雖然，更多的考驗還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