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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曳的空谷吶喊，撼醒了魔鏡中的升學幽靈－－公視教改紀錄片〔魔鏡〕〔吶喊〕導演訪談錄

編按：<蜂報>投稿
採訪整理：陳佩英（華梵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公視》的「紀錄觀點」節目最近推出兩部引人注目的教育改革作品，〔魔鏡〕與〔吶喊〕。片中主要呈現了能力編班及考試文化的深層問題，同時揭露學校主流的升學主義價值，如何扭曲了教育的本來目的，使得十年來的課程改革不容易有所進展。

〔魔鏡〕以動畫、歌劇和童話世界中的善惡二元分類，戳破大人世界的偽善和狡辯，貫穿全片的是虛擬的升學幽靈（皇后飾），吞噬了教育的良心，讓學校塑造一個個願意交出青春的靈魂，去交換不可預知的蒼白的未來。〔吶喊〕嘗試讓學生發出內在的聲音，他們落寞與無奈的臉龐如同片中的孤鳥，迴旋在空蕩蕩的操場，也像抹上墨彩的小丑，盲目演著求功名的偶劇。「人盡其才」的教育招牌，大剌剌地懸空在高牆上，冷眼旁觀著教育的良知逐漸被囚禁，失去生命力的靈魂像是排列在雞鴨市場的商品，等著被篩選和認證，學園變成了補習班的集訓營，讓一個個逐漸變小變硬的青春軀體，像幽魂般天天輕飄飄地進進出出校園，卻留不下任何喜怒哀樂成長的足跡。

許多觀者，或許和我一樣，對這兩部片的製作過程及詮釋觀點產生好奇，想要去問製片的導演為何選擇了這樣的手法與觀點，去呈現根深蒂固的考試文化和升學主義所衍生的能力分班議題。於是，我訪談了兩部片的導演：丁曉菁、廖錦桂和林冰友，嘗試找到那令觀看者產生共鳴的情感伏流，及那共譜青春年少蒼白歲月的影子記憶。

教改製作群的形成
去年七月由一群學界、文化界人士共同發表了「終結教改亂象，追求優質教育」重建教育宣言，「十年教改」績效成了公共討論的議題，《公視》紀錄片團隊於是將焦點鎖定在教育改革，製作一系列教改議題，各組深入教育現場，企圖為教改與反教改的路線之爭尋找到對話的可能性，並彌補教育改革理念和落實之間的隙縫。

起初的幾組，只是約略以區域和主題來劃分，例如丁曉菁這一組以九年一貫為主題，先訪問成功的例子，像柑園國中校長王秀雲女士及她的團隊。到了去年九月，在彰安國中吳麗慧老師為後段班在校門口下跪請命之後，《公視》製作群去了彰化，實地了解當地的教育問題。從與當地教師的談話當中，得知彰化明星國中的能力編班情形嚴重，古老的能力編班問題仍盤據在許多校園內，阻礙了教師專業自主及課程改革的推動，強化了升學主義的篩選機制。於是《公視》製作群兵分數組，一組以彰化為區域，繼續深化探討能力分班議題，另一組則去南投，報導九年一貫教師專業自主發展的成效;另外正在製作中的紀錄片，還包括中部及北部國中現場、師資的培育、體罰、髮禁、高中資優班、以及國小、幼教等主題。製作團隊的工作模式是一邊拍一邊討論，故事的主軸是根據所拍來的資料來決定的。

魔鏡現形
〔魔鏡〕中的故事主角，沒有訪問到的話遠比訪問到的還要讓人深思。從教育現場當中，令丁曉菁驚訝的不是能力分班的實況存在，而是老師、校長、督學、縣長、甚至是前<教育部>部長的迂迴、閃爍、逃避的態度，以及肆無忌憚地談起能力分班，枉顧多數學子學習權益的姿態。面對教育主管的義正嚴詞，丁曉菁聯想到的是浮士德拿生命與魔鬼交易的戲碼，然而這樣深奧的概念不見得能夠扣緊片子的主調，去呈現這些大人們昧著良心說瞎話的樣子。她於是以童話世界的簡單邏輯，撥雲見日地揭開升學主義盤根錯結的結構性問題，及那台前說不得的學校主流價值，並以皇后向〔魔鏡〕的問話來顯影躲在學校圍牆內的升學幽靈。這樣的詮釋其實是對升學主義和既得利益者做了宣戰，不過丁曉菁並沒有這樣強的意圖，她說：

“一般紀錄片是有觀點，只是很少採用批判的觀點或去觸怒主流價值。我這部片剛好撞到了學校的主流價值。...整理完資料帶，其實片子的主調已經形成，我寫了三個版本，很後來才決定用動畫和歌劇。…我看著片子裡的那些官員，內心納悶著，為什麼他們沒有反省的能力，雖然大家都把「把每個孩子帶上來」掛在嘴邊，但大部分的校長還是在「升學業績」的邏輯下求生存。學校只照顧那些可以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完全看不到過度競爭對孩子傷害的一面，但正確的應該是去了解小孩的所長、性向的發展。”

從採訪的過程中，丁曉菁也為熱誠的老師鼻酸，當採訪到一位男老師，談到後段班學生的被犧牲，就當場哭了起來。感受到的越多，越覺得能力編班問題的迫切與嚴重，作為導演的她，無法只是以中立的觀點，或呈現多元角度的辯論來談教育的階層化問題。她說：

“若一開始就討論編班制度這問題又討論太久了，我也不想假裝價值中立隱藏在背後，我比較想談的是說：當大部分的老師、校長採用這種制度的時候，背後的邏輯、價值觀是什麼？...很明顯的校長辦學只是看學生有多少人考上第一志願，而不是全校有多少學生升學。台灣的父母灌輸給孩子的成就評量標準是很單一的，例如：高學歷、賺大錢。...這個已經存在二十幾年的事實了，如果要從辯論的角度來談，就辯論不完。我常在想，到底隱藏在升學制度、階級的邏輯、價值觀是什麼。有時讓我想到學生就像果菜、雞鴨市場的商品，得被篩選通過認證，將來能為學校爭光的。”

在一次訪談一位喜歡賞鳥的老師，丁曉菁發現，原來離開集體升學的壓力是這麼的困難，小孩一旦進入學校就好像成了學校的人質肉票一樣，因為學校就是籠罩在升學的氣氛之下，即使獲得家長的認同和鼓勵，小孩也不敢為了去賞鳥而跟學校請假，可以不去上週末的輔導課。她沉重地說：「整個學校就是個升學機器，當機器開始轉動時，所有小孩想去做任何的嘗試都是這般的困難，需要克服多大的心理壓力，這點讓人覺得很心痛。這樣的教育方式讓小孩年輕的生命變得非常蒼白。」

每一次採訪都讓丁曉菁回顧和檢視自己的成長與求學經驗。她記得從小青梅竹馬的同學，到了國中因為分班，彼此產生了隔閡。長大之後她才意識到，學校怎麼可以做這種差勁的事，硬生生地把她們之間的純情友誼拆散了。丁曉菁後來雖然念了大學也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可是每次去學校採訪，看到一些教育的陳年問題，就有說不出來的不舒服，她記得每次從彰化採訪回來，她的心情都變得非常低落，往往是路上沉默，好能漸漸平復起伏的情緒。這次選擇〔魔鏡〕作為主調，和她的生命經驗做了相當程度的結合，她說：「我沒有想過我是站在正義的一方來拍這部片，我只想說出我內心的感覺，所以才想到用童話來突顯教育的深層問題，因為它是二元化，單純，一般人容易懂。」

霧中跳躍的羚羊
走進宏仁國中空盪盪操場，〔吶喊〕導演廖錦桂和林冰友再度走進自己的過去。她們不諱言指出紀錄片多少跟團隊中主要幹部的生命經驗連結在一起。廖錦桂認為只有「回顧自我求學過程中去看到自己內在的東西，才有可能打動人，不管作任何好的片子，往內看這一關是跑不掉的。」廖錦桂國中唸的就是所謂的第一好班，考上公立高中後，卻自願和後段班生一起去念職校，後來才轉回大學之路，不過唸書的興趣卻一直等到她有機會到國外留學後，才發覺讀書求學是這麼好玩的事。為了製作教育紀錄片，廖錦桂回到今天的校園，卻發現國中的教育方式和二十年前一樣，都沒有改變，就覺得教育問題真的很嚴重。雖然一些學校的管理有些鬆動例如服裝、威權管制等這部分是有些進步，但有關教育實質的部份，如幫助學生對於生命的認識與啟發，至今還是很空泛。

另一位導演林冰友每次走進校園，總有說不出的哀愁，他覺得他看到的是一個個沒有靈魂的孩子，他說：「那些孩子的靈魂不是被出賣，出賣還是一種主動的行為，他們的靈魂是被俘虜，但是被誰俘虜？孩子沒有靈魂地過了三年，沒有靈魂的人如何去感受？」他最想問學生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畢了業是否還想回到學校看看，他所問到的沒有一個是點頭的，令他納悶的是，這三年的學校生活，到底給了學生什麼樣的記憶。

對於長期從事紀錄片製作的林冰友而言，這次《公視》製作群花費相當心力拍攝教改紀錄片，其實想去揭露他們長期看到社會問題的根源，林冰友認為社會的奇怪現象不斷發生，和基礎教育沒有辦好有關。例如、他說：「官兵抓強盜，都是後段班的在那裡對幹，這是很悲哀的事。」又例如，廖錦桂舉例：「我們看到立法委員和媒體專業人員這麼『高明』，都是我們教育沒有教好，大家彼此之間都不會尊重人，觀眾call-in30秒都講不清楚，SNG連線內容空洞、緊張兮兮，卻每小時要重複一次...這都是來自教育的結果，老師只會給學生考試，從小不讓他們有練習思考、講話的機會。」

從基礎教育現場的觀察到大社會問題的揭露，他們看到了其中的關聯。雖然，社會的階級現象永遠存在，對於林冰友來說，如果中小學階段老師從尊重人開始教起，階級之間可以彼此尊重，社會上很多奇怪的現象就不會發生，也不會老是讓階級現象惡化下去，或權力的濫用持續下去，例如，強欺弱，大人對付小孩等現象。

《公視》製作群的初期計劃是想要拍攝正面的教改典範，來給第一線的老師鼓勵與喝采，然而等到他們深入現場，他們發現到被分類的不只是學生，老師也是被歸類而變得無助。他們也為認真但不是名師的老師叫屈，例如有一位在片中沒出現的中生代老師主動去帶後段班，她們聊了三次，但她哭了三次，止不住的其實是她無法抵抗結構的失望與自責。像這樣認真的老師，他們的無力感主要來自教育扭曲了的結構與制度，例如要應付考試、趕課程進度、被迫參加各種校內校外競賽等，讓這些認真的老師沒有辦法給學生更多的時間，或是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救回每個早被學校遺棄的後段學生。

各種不公平不正義的對待方式的確充斥在校園內，連自稱教改的教師也難逃升學主義邏輯的滲透，廖錦桂說到一次不愉快的拍攝經驗，因為她發現一位主張教改的老師，在做主題教學時，仍只開放給班上最強的學生參與，其他同學只能遠遠觀望著，她感慨地描述：

“老師都跟我們說他們有創意，但連最基本形式的公平都做不到。雖然是主題式活動，但參與活動者皆是一年級班上前八名，因為牽涉到評分與比賽，升學競爭的邏輯就進來了。協同教學與主題活動是同一天，老師說：「待會要比賽的前八名到老師身邊」，難道成績不好的就沒有學習的權利嗎？只要牽扯到比賽、跟排名有關的東西，老師內在那個魔鬼就跑出來了。”

不過廖錦桂在宏仁也看到一些好老師，默默地帶領學生，例如體育老師，對於孩子的特質都很了解，不單單只有片中出現那四位可以拿獎牌的學生，連不會跑的學生也受到照顧跟鼓勵。這一年來的深入教育現場，廖錦桂也發現多數老師日常談論話題鮮少與教育相關，幾乎都是一些生活瑣事，學校像一個封閉的小王國，大部分的老師，跟外在世界並沒有太多的互動。比較認真的老師會採取互動式教學，會主動問學生懂不懂上課教的或是提問題讓學生試著去思考、鼓勵學生嘗試新的學習。比較傳統的老師，就只會唸文章，聲音沒有抑揚頓挫，讓人有一種被催眠的感覺，他們的面部缺乏表情，讓學生對知識無法產生好奇心。廖錦桂也觀察到，一般的名師或主流的老師只接受某種類型的小孩，很多教學與輔導不是做不到，「而是看老師是否有用心，為什麼有的老師可以，有的就不行。有的孩子很聰明，像白紙一樣，若有老師欣賞和指導，他的前途就會變得不一樣。..有些小孩只因為不符合老師的期待，就被放棄了，對我而言，老師只要救了一個孩子，她／他的功德就無量了！」

宏仁國中是<教育部>九年一貫的種子指標學校，《公視》製作群在台北跟一位老師在研習會結識，該老師把宏仁說得很棒，廖錦桂這一組就決定去看看。九年一貫的教改精神便是要提昇老師的專業自主，課程改革是一個引子，重點是希望老師能夠改變教學方法，統整各領域的知識。為了了解宏仁國中教師的教改進度和效果，製作群採訪了十幾位老師，也聽了許多學生的想法。

廖錦桂發現，認同九年一貫的老師比較能夠以學生為中心，也比較願意照顧不同學生的感受。不過升學競爭仍是教改的金箍咒，只要碰到學校校方強調第一志願升學，任何教改的實施也只能做做表面功夫。她說：

“因為學測存在就要去拼第一志願，學校中還是存有分班的問題，比較邊陲的學校也因此必須擔心減班的問題。..不過老師應該了解問題所在，不要把責任都推給家長，老師應該要讓孩子知道，讀不讀明星學校沒有什麼關係，人生的成長是曲線的，生命很長，不要那麼小就打壞他們學習的興趣。考試文化讓老師有不改變的藉口，所以考試方式得先拿掉。考上明星學校是老師、校長的業績，結果就犧牲了孩子的學習權。”

對廖錦桂而言，學校存在的意義至今仍是個參不透的謎題，當時喜歡田徑的她，也能體會宏仁四羚羊面對考試與選擇田徑的痛苦和無奈。對許多想要窺探世界的年輕學子來說，這樣的夢想是奢侈和多餘的。堅持興趣的結果是受到懲罰的，也就是，不能待在升學班繼續享用較好的教育資源。將學生分等分類，是校長辦學「政績」與名師升學「業績」的首要條件，不過這些行為本質上卻是「反教育」的。同樣受國民基礎教育，為什麼少部份學生可以被特別看重和「照顧」，而其他則被放棄，只能坐在教室裡被「看管」。學校的階層化問題，從實施九年義務教育開始便已存在，因此，廖錦桂認為，除非關鍵性地打開升學管道，任何從軟體著手的教改例如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碰到升學競爭就被打折扣，或變成變相的前段班升學資源，而後段的學生仍然引頸盼望，企盼有一天教改的甘霖能夠降到他們身上。

影像故事的影響力
〔魔鏡〕與〔吶喊〕推出之後，一些觀眾頗同情受訪者被揭露的窘境，進而投書抗議公視報導的扭曲或不公，特別是〔魔鏡〕引發的兩極戰爭。對於這些抱怨和抗議，其實製作群早在製作階段就已經預知，他們的內部討論會議上，都討論過這些可能的反應，最後還是決定尊重製作人和導演的想法，以及不同拍攝形式的選擇。廖錦桂解釋說：

我覺得比較好看的紀錄片一方面通常以人為中心來鋪陳故事，二來我覺得我們選擇的人在某部份上是有代表性，雖然他還是有他的個性在，但透過他的個人經驗敘述和看法，我們還是會看到結構性上共通的問題，要讓人家感覺和認同主角，那就是他要有代表性。再者這是個議題性紀錄片，不是導演個人傳記性的電影。照理來說，個人受到關心的層次應該低於議題的討論層次。

丁曉菁認為，公共議題的討論和媒體的報導的確會遇到「報或不報」的兩難。被報導的人常認為自己遭到不公的對待，對於此，丁曉菁有話要說：

“美國大兵虐囚事件，照片流了出來，被指名的士兵就是認為別人都做了啊，只是她的照片被流出來，所以她覺得不公平。可是當媒體發現這個問題時，也只能在片中強調他不是個案，但還是必須讓大家認知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廖錦桂接著說：

“有這問題就表示我們教育在和稀泥，我們的教育從來不教人要有道德勇氣。這就是鄉愿，是德之賊也，就好像說我今天抓到了一位殺人犯，他還會反問你說：「殺人犯有100個，你為什麼只抓我1個？」會有這問題出來就是教育裡面從來不鼓勵人去面對問題。...我們不能將「個人情感」和「公共議題」的價值混為一談，這樣社會根本就不需要進歩了，只要牽扯到人的問題，大家就和稀泥，這樣整個社會就是在鼓勵大家鄉愿！”

《公共電視》紀錄片到底要扮演什麼樣的社會角色，這是大眾可以討論的。然而對於〔魔鏡〕與〔吶喊〕所指陳的教育結構面問題，也是大眾不能規避討論的議題，因為能力分班和惡質的考試文化，的確繼續侵蝕著台灣社會的基礎，以「上智下愚」和分類分等的教育模式，無法培養出具備民主素養的公民，也就是尊重多元、差異和平等價值的社會基礎。更何況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將繼續複製弱勢族群、勞工階級的社經地位。學校教育不應扮演著複製不平等的公器，因為這違反民主、道德、和教育良知。

當《公視》的導演以他們的真情和關懷呈現教育現象時，他們不只是以製片的身分出現，而是自覺地提出了他們認為重要的公共議題，作為引子去讓大家形塑教育的公共論述。能力分班的問題的確存在台灣多年，現在需要的是公眾道德的實踐勇氣和教師專業良知的堅持，而不是在要不要能力分班的選擇上打轉。能力分班議題的再度浮現，說明了惡性競爭的升學主義並沒有因為十年來所推行的教育改革而顯得趨緩，誠如黃武雄教授在他《教改怎麼辦？》一文中所說的，當教育結構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當升學管道尚未暢通，當攸關國民平均素質的十二年國教未得到政府的重視之前，在技術上和軟體設計上談教改，只能帶給教育現場更多的衝突和無所是從的價值混亂。彰安國中的能力分班和宏仁國中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艱辛，具體呈現了教改政策的矛盾以及對教育需求的落差，結果是讓認真的老師不斷受到挫折，讓弱勢的學生在升學的邏輯下繼續被犧牲。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讓下一代正常的長大和接受正常的教育是如此地困難？

由 bee 發表於 July 6, 2004 03:00 P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