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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愛滋病藥 非南國家又愛又怕受傷害

轉載：【中央社╱約翰尼斯堡特稿╱2004.06.28】

雖然愛滋病防治團體認為，成本昂貴的抗愛滋病藥物(Anti-retroviral)可減緩疫情擴散和母體感染的比例，但是非洲南部各國對這種由西方國家大藥廠所壟斷生產的藥品，因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抱持著既愛又恨的複雜心態。

事實上，對於非洲、尤其是下撒哈拉國家愛滋病疫情，沒有一個權威機構可以肯定說出確切的病患死亡數字，對愛滋病的論點也分為二派意見，有人把愛滋病看做是一項公共衛生議題，另外一派則視為人權問題，而由於愛滋病席捲全球的八十年代，恰逢非南國家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這些國家本身的種族問題和性別歧視，使得愛滋病情更加棘手難解。

儘管許多專家和機構多年來不斷發表相關的統計數字，仍有人質疑這些主要由西方國家公布的數據有誇大之嫌，南非總統姆貝基便是持這種看法的〔非南開發共同體〕(SADC)國家元首之一。

早在一九九二年，南非便由不同愛滋病關懷團體、政黨、企業和社團組織起草一份全國性的愛滋病防治計畫。負責起草這份計畫的克魯威女士(Mary Crewe)當時對外宣稱，這項計畫反映南非多年的經驗，預計二年內便可在全國有效執行，屆時，南非將因成功處理愛滋病問題而再次讓全世界吃驚。

唯南非馬首是瞻的南部非洲國家，的確是吃驚了！根據南非各年度針對婦產科醫院的調查，南非愛滋病感染率在一九九二年上升百分之二點二，2002年達到百分之二十六點五，明顯的，情況沒有好轉。一九九二年過後，這項計畫便無疾而終，自此，非洲「抗愛滋大業」的希望悄悄的移轉到由科學家研發出，一種被稱為AZT(Zidovudine)的抗愛滋病藥身上。

不過，一九九八年十月時任南非衛生部長朱瑪(Nkosazana Dlamini-Zuma)，以藥價成本昂貴為由，宣布不再提供這種可降低垂直感染愛滋病毒機率的藥品，而姆貝基在一九九九年當選總統後所發表的全國性演說中，甚至以政府研究團隊的報告指出，AZT成份有毒，幾星期後，接替朱瑪出任衛生部長的姆希曼(Manto Tshabalala-Msimang)表示，AZT會弱化人體免疫系統，且有可能導致母體胚胎產生突變而生下身體缺陷的嬰兒。

一九九九到2002年期間，雖然防治愛滋病團體和醫學界對姆貝基和姆希曼的說法存疑，但二千年成立的總統愛滋病顧問小組，對於愛滋病毒是否存在、病毒是否會引起愛滋病仍抱持懷疑的態度。

在這樣的氛圍下，隨著AZT發展出抗逆轉性藥物ARVs，被批評為最沒有用的藥品，民眾同時被灌輸「ARVs致命元素會讓黑人喪命」的想法。而鼓吹使用ARVs的人如「防治愛滋病行動聯盟」(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TAC)和醫學專家，則被指責是為製藥廠「出賣人命」的同夥人。

有趣的是，當TAC協助南非政府在法庭上打贏藥廠壟斷抗愛滋病藥市場的官司後，政府思維開始出現轉變。2002年四月的內閣會議上，南非宣布提供強暴受害者抗愛滋病藥治療，同時，承認抗愛滋病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延長病患的生命。

去年十一月進一步公布全國將全面推行「愛滋病防治行動計畫」，並承諾2003到2004年提供五萬三千名病患免費抗愛滋病藥治療，2008年起增加到一百四十七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是在2004年大選前才公布這項全國性抗愛滋計畫，而根據政府的估算，如果百分之百的提供愛滋病患抗愛滋病藥治療，一年所需的成本是五十六億到五十七億鍰(新台幣二百八十億元左右)，而隨著愛滋病死亡人數每天以超過六百人的速度計算，到了2010年，政府負擔成本將增加到一百六十九億到二百一十四億鍰(新台幣八百四十五億到一千零七十億元)。

錢不夠沒有關係，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創辦的<柯林頓基金會>遊說下，國際藥廠已考慮調降抗愛滋病藥的價格，<全球愛滋病基金會>也願意在未來五年內，僅資助西開普省一省愛滋病防治經費就達四億六千五百萬鍰。最核心的關鍵是，姆貝基面對外界批評政府提供抗愛滋病藥行動遲緩一事時回答說，「我們給予人民希望，宣稱ARV可以殺死病毒。但是事實不然，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或許，抗愛滋病藥對愛滋病患來說是一顆神丹妙藥，它能減緩免疫系統失調惡化現象，也有可能降低母體垂直感染病毒的機率，讓愛滋病患對下一代的生存發展仍抱著一絲希望，但對於南非和其它非南國家來說，抗愛滋病藥是不是一顆萬靈丹，其中牽涉的不只是愛滋病究竟是公共衛生或人權問題，還包括著非洲領導人對西方國家可能利用抗愛滋病藥對非洲進行「經濟殖民」的疑慮，這一點恐怕才是愛滋病毒無解的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