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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Slavoj Zizek）——從天而降的第歐根尼

轉載：【《實在界的面龐——齊澤克自選集》／資料來源：《The New Yorker》2003】
採訪：麗蓓嘉．米德（Rebecca Mead）
一位長者舉起了手，他問道：“依你看，良好的社會秩序是怎樣的？”齊澤克回答說：“共產主義。”他的回答引起一片詫異，人們或許期待著他提供任何其他的答案，而不是這一個。“我絕對擁護帶有恐怖意味的功利主義。”年輕一代中發出了笑聲，而那位長者驚駭莫名，結結巴巴地說，“我目睹了其他國家的獨裁專制，我相信民主政治好過你的獨裁專制。”

和所有在20世紀90年代從蘇聯陣營的陰影中走出的既小巧玲瓏又怪模怪樣的國家一樣，斯洛文尼亞也要努力在國際舞臺上確立自己的地位。這是頗具挑戰性的，因為這個國家人口稀少（區區200萬而已），地域狹小。斯洛文尼亞第一個從前南斯拉夫共和國中獨立出來，它比（美國的）新澤西州還要略小一些，儘管它山脈縱橫——從奧地利地縫中拔地而起的阿爾卑斯山脈佔據了它三分之一的國土；它海灘更少，只有29哩的海岸線，夾在義大利和克羅地亞之間，而且跟它們在邊境線問題上存有爭議。尋求斯洛文尼亞的獨特性，這個方案肯定沒有什麼裨益可言，因為在獨立了一年之後，斯洛文尼亞制訂了立國宣言，此舉令心不在焉的世界形勢觀察家大惑不解。要知道，他們那時還無法把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完全區分開來呢。

但是，一旦進入了觀念世界，與其狹小的地域相比，斯洛文尼亞獲得的聲譽卻大得不合比例。這要歸功於斯拉沃熱．齊澤克。齊澤克今年54歲，他來自斯洛文尼亞的首都盧布爾雅那，是一位拉康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的大作已經譯成20多種文字，涉獵的主題十分廣泛，包括希區柯克、列寧、歌劇和9•11恐怖主義襲擊等。他以英文著書立說也有15年之久了。在這15年中，齊澤克已經把自己塑造成了思想家，他的觀點是值得注意的——我們未必總要過分認真地看待他的觀點，因為這會導致範疇謬誤（category mistake）。

齊澤克從不放過任何社會現象或自然現象，統統將其理論化。此外，他還是反直覺觀察的大師。例如，他曾經批評那些宣稱美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的政治理論家。他指出，美國的工人階級依然存在，而且可以在中國找到。他還注意到，電梯的“關門鈕”無法加快關門的速度，它只是給按動按鈕者提供了錯覺，讓他們覺得自己行為富有成效而已。和齊澤克的許多觀察一樣，這種洞見會永久改變人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就是乘坐電梯），儘管我們未必一味惟齊澤克馬首是瞻。齊澤克把上當受騙的按動按鈕者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無助的公民相提並論，這些公民覺得自己通過投票參與了政治進程，但是因為兩個政黨已經在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這些公民實際上沒有任何選擇可言。齊澤克的目的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下列兩者融為一體：其一是以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層面上揭露資本主義左右公眾想像的方式。他喜愛的論證方式是悖論，他喜愛的表述方式是雜耍演員般的大話連篇，但這些都是以虔誠信仰的外表維繫著的。

構成齊澤克思想的兩大理論基石是令人費解的。一方面，他是一位法國式的精神分析理論家（在斯洛文尼亞，對雅克．拉康著作耳熟能詳的人數，與熟練使用斯洛文尼亞語的人數相當）；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家，他肯定了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一場政治實驗的價值，現在幾乎人人都把這場實驗視為一場災難。對於這樣一位思想家，世界上的好客之地並不太多。在這些地方中，能讓拉康化馬克思主義者感到賓至如歸的，是美國大學的英文系。那是左翼信念的孤苦伶仃的前哨地帶，在那裡，激進社會主義大概會像激進果食主義（radical fruitarianism）那樣生根發芽。在那裡，齊澤克是一位聲名大噪、胃口大開的客人，他毫無矯揉造作之情。他在杜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市的卡多佐法學院（Cardozo Law School）做過訪問學者，並在美國各地發表過演講。在伯克利任教的裘蒂斯•巴特勒說：“人們一直焦慮不安，因為這麼多的社會理論和文學理論是如此的令人費解和高不可攀，以至於他們真的無法與其發生關聯。但是齊澤克熱心於通俗文化研究，以此奠定自己的理論基礎。許多人感到欣慰，因為他能同時談論阿爾都塞和電影《角鬥士》（Gladiator）。”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是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 University）自由研究部主任，齊澤克六年前曾在那裡做過客座教授。他對齊澤克的評價是：“在美國學界，他就像從天而降的犬儒派哲學家第歐根尼。”

齊澤克是一位虎背熊腰的美髯公。他的衣櫥裡塞滿了只有無產階級才穿的襯衣和牛仔褲，偶爾也能看到一條燈心絨褲子。他既不穿夾克，也不打領帶。他能說六種語言。會話中出現的口誤會令他忐忑不安，於是他大量使用生動的獨白，以避免此類情形的發生。他講英語的速度很快，他的口音令人想起安迪•考夫曼（Andy Kaufman）在《計程車》（Taxi）中扮演的萊特卡（Latka），這個人物來自地中海某地。在知識風尚（intellectual fashions）的嬗變中，如果說德里達的魅力源於他那令人陶醉的費解，福柯的魅力源於他在性問題上的執著，那麼齊澤克的魅力則源於他盡人皆知的荒誕不經。不過，與以前的超級學術明星不同，齊澤克一個門徒都沒有：沒有齊澤克學派，沒有哪個研究生以齊澤克對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或《星際迷航》（Star Trek）的解讀為題撰寫畢業論文。這樣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齊澤克著作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甚至把自己的批判方法應用於自己批判研究的結果。這說明，他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埃里克．桑特納（Eric Santner）是齊澤克的密友，他說：“他擺出的一個基本姿勢就是：先提出一個問題，或者展示一個文本，之後做出你期待已久的解讀，再後他會說，‘我傾向於認為，結論與此截然相反。’”那些用《宋飛正傳》〔2〕喂大的一代學生對齊澤克有關通俗文化的繁瑣細節的考察是再熟悉不過的，因而齊澤克的行為也算不了什麼諷刺性的自毀姿勢。比如，齊澤克說過，當他看到牙膏上“百分之三十免費贈送”的廣告時，他想割下白送的那三分之一，裝進自己的口袋。或許齊澤克會說，他看上去像個不拘言笑的左翼知識份子，但事實上，他不就是個喜劇演員嗎？

最近，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齊澤克在伊利諾斯大學人文學院的地下室裡發表了一次演講。那是一個冰天雪地的下午，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的年輕副教授帶他穿過這所大學的現代主義校園。那裡，高高的塔樓由柱子支撐著。布朗解釋說，這些大樓建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最初是與高高的人行道連在一起的，這樣，正如校園傳說所言，學生們就沒有機會在露天廣場聚會，無法和當時的學生一樣任意發起抗議活動了。這種極權主義的記憶令齊澤克感到欣喜，他難忘的一大經歷是在1968年春天的布拉格遇到的，那時俄國的坦克已經開進。他說：“在中央廣場上，我找到了一家咖啡館，在整個非常時期它一直都在奇跡般地開門營業。我記得他們有極好的草莓餅，我坐在那裡邊吃草莓餅，邊看俄國坦克對付示威者。棒極了。”齊澤克不久患上了糖尿病，這使得那段記憶更加痛楚。

齊澤克那天演講的題目是“基督教的性倒錯之核”（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他近期就基督教問題著述甚豐，對基督教的熱情與對無神論的關切不相上下。在近期的出版物中，他最引以為自豪的，是有人邀請他為以牧師為讀者物件的時事通訊撰寫佈道材料。他說：“這類似於，你想找個正人君子把女孩兒們培養成窈窕淑女，結果呢，找了個變態狂。”

齊澤克領著他的聽眾在當代宗教思想的迷途上繞了一個小時，包括他對聖保羅的讚賞——他認為聖保羅是第一個列寧主義者。（“他說，幹活吧，建黨吧。”）他對某些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表示不滿，他們謙恭地談論別人的宗教傳統，但又覺得現行的宗教信仰令人困窘。（“說點狂話吧，當塔利班轟炸巴米揚佛像時，我幾乎站在塔利班那邊——人人都是如此的義憤填膺，卻又說什麼，‘哦，不過我們並不真的相信’。”）他還重複了那個段子（孩子急於從玩具內部找到巧克力蛋），以展示拉康所謂的“小對形”。（“對於拉康在《研討班》第11卷提出的格言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範例：我愛你，但無法解釋的是，我愛你當中的某物而不是你本人，所以我要摧毀你。”）他以實例解釋他所謂“基督教的性倒錯之核”——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為基督徒沉湎於自己的隱秘欲望而不必為此付出任何代價，打開了方便之門。他所使用的例子是西方文明的偉大成就之一——電影《音樂之聲》：“在瑪麗亞因為無法處置她對馮特拉普上校（Captain von Trapp）的吸引力而返回修道院後，她求教於院長嬤嬤，期待著獲得有益的建議。院長嬤嬤沒有批評她，而是用不可思議的一曲《攀登每一座高山》向她傳達了某種資訊。我覺得這是這部電影中最為淫蕩之處。人們期待著院長嬤嬤鼓吹忠誠，沒想到她成了忠於自己內心渴望的代言人。耐人尋味的是，《音樂之聲》在前南斯拉夫公映時，這部電影惟一被剪去的部分，就是這三分鐘的唱曲。”

這是極其有趣的演講，儘管有人極力使聽眾感到困惑，使其不知齊澤克究竟要表達什麼。坐在後排的一個聽眾指責齊澤克“優柔寡斷”，因為他在為基督教提供了如此富有生機的範例之後，卻依然堅持無神論立場。齊澤克回答說，“當我與膚淺的天主教徒討論基督教時，他們通常的做法是說，‘你是無神論者，無法真正理解宗教經驗。’但他們又怎能理解無神論者的經驗？我幾乎想說，對於我們這些無神論者而言，信仰更自然一些。上帝啊，成為一名無神論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長者舉起了手，他問道：“依你看，良好的社會秩序是怎樣的？”齊澤克回答說：“共產主義。”他的回答引起一片詫異，人們或許期待著他提供任何其他的答案，而不是這一個。“我絕對擁護帶有恐怖意味的功利主義。”年輕一代中發出了笑聲，而那位長者驚駭莫名，結結巴巴地說，“我目睹了其他國家的獨裁專制，我相信民主政治好過你的獨裁專制。”

齊澤克說，“我同意，不過我的問題是，什麼才是當今的民主政治？我不是說東歐社會主義更好——我的上帝，我就生活在那裡。但以這個國家為例。在這裡，大選時你做出了怎樣的抉擇？我只是說，20或25年之前發生了一些事情，隨後社會主義崩潰了，與此同時，西方實行社會民主制度的工人國家也隨之失去了它維持政治想像的力量。那時消失的是這樣一種信仰，作為一個整體，人類能夠積極干預甚至掌握社會發展的進程。在最近30年中，我們再次接受了這樣的觀念——歷史即宿命。在30或40年之前，人們還在爭論未來的社會是什麼樣子——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自由資本主義、極權官僚資本主義？那時的想法是，生活終究還要繼續下去，只是存在著不同的可能性而已。現在我們一直都在談論的卻是世界的末日。但對我們而言，想像世界的終結比想像政治制度的些微變革，更容易一些。地球上的生命或許會沒落，但奇怪的是，資本主義將進行下去。”

儘管齊澤克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奔波在西方大學的校園裡，他的正式雇主卻是盧布爾雅那大學哲學系。多虧了一直延續至今的在資助藝術家和知識份子方面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市場經濟國家前所未聞的），齊澤克在這所大學中沒有教學之責。為了完成聲譽卓著的海外事業，他可以自由地放棄自己的職責。美國的學術機構曾經邀請齊澤克在美國安營紮寨，但他拒絕了這種誘惑。他說：“在美國，你要去上班，還要帶學生，那簡直是瘋了。人們常常問我，你為什麼不在美國找份工作？我對此毫無興趣。為什麼？如果你擁有一個不必做任何事情的工作，你會辭掉它，找一個凡事必須親躬的苦差嗎？”

儘管沒有明確的職責，齊澤克一直都在堅持不懈地工作，他腦子轉得有多快，出版著作就有多快，甚至出版著作更快一些。他最新在美國出版的著作是《歡迎來到實在界之廢墟》（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該書由五篇論文組成，是對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襲擊的回應。因為齊澤克無法接受自己對9-11事件的思索，他在做了一番修訂之後，才把這部著作寄給了幾個海外出版者。關於9-11事件，齊澤克的感受與流行的智慧針鋒相對。流行的智慧認為，這次襲擊給美國人敲響了警鐘，它提醒美國人，在他們的海岸線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個世界。齊澤克認為，9-11事件是一副鎮靜劑，它為美國優越而獨特的懷舊夢想的回歸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越戰之後，這個夢想暫時終止了，現在因為有了令人陶醉的受難感（sense of victimhood），懷舊夢想終於得以重續。這種頗具新聞性的寫作令齊澤克感到苦惱，他說過，他更樂意於出版純粹的哲學著作，但事實證明，通俗聽眾的誘惑力是難以抗拒的。

他抱怨說，理論-兜售的殘酷的強迫性衝動儼然咒語。“我所有的享受都給毀了。昨天晚上，為了放鬆一下，我聽了瓦格納的《齊格弗里德》〔3〕，多麼動聽的音樂啊！不過半小時後我就開始寫下我的想法。一直都是這樣。有人說，‘真羡慕你呀，你幹的活，對我們來說是娛樂，對你來說卻是工作。’但他們不知道，倒過來也是一樣的。”他至少同時讀三本書，這樣一旦讀累了，他就可以抄起另一本，權作休息。他沒有沉湎於自己的同胞鍾愛的諸如滑雪之類的休閒活動。“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對滑雪。滑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先上去，再下來。既然如此，哪如乾脆呆在一個地方讀本好書？”齊澤克既不飲酒也不吸煙，儘管他說過，只要有那嗜好，他也會飲酒和吸煙。〔4〕對他而言，甚至性也不是非自我意識（unself-consciousness）的避難所。“你瘋了？那正是人當自控之處。性是義務——我的天——性不是享樂。”

在盧布爾雅那，齊澤克獨住在一居室的小公寓裡。屋裡擺著兩張單人床、一台電視機、一台錄影機、一台DVD機、一張桌子、一台筆記本電腦。書架靠在牆上，上面擺滿了書籍和錄影帶。“對我而言，錄影帶和DVD毀了電影。我不再看電影，而是買電影，然後是擁有。既然已經擁有，為什麼還要看它？”齊澤克結過兩次婚，也離過兩次，每一次婚姻都留下了一個兒子，現在一個30歲，一個3歲。（他沒有正式的女友，但有非正式的女友）。談及他的家，他說：“如果我還有什麼的話，那就是太大的空間，我每兩個月就要進行一次殘酷的斯大林式的清洗。我對每一本書說，‘我真的還會讀到它嗎？’這就像斯大林說，這夥計對社會主義已經沒有用處了，送他去古拉格吧。”

他的書架上既有理論著作，也有通俗小說。齊澤克特別喜歡偵探小說，他認為派特里西婭．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她甚至比錢德勒還要偉大。”“那些說‘別告訴我結尾’的人全都錯了。我先讀前10頁，然後讀結尾，這就是考驗：我是否還想再讀下去？”他收集的電影既包括納粹宣傳片《死不絕的猶太人》（The Eternal Jew）——這部電影在德國是禁止銷售的（“我所有的德國左翼朋友都有它的錄影帶”），也包括蘇聯時期有關幸福農工的愛情影片。他還收藏了一些流行影片，包括《大話王》（Liar Liar）和《最後的誘惑》（The Last Seduction）。那套公寓中有一個小廚房，裡面有足夠的空間供他把一罐頭湯倒進燉鍋，加熱，喝掉，清洗碟子，而不需挪動半步。他的衛生間裡放著一些小袋裝的洗髮香波，它們來自許多國家的賓館。“我的襪子全都來自漢莎航空公司，”他說。

盧布爾雅那相當迷人，它坐落在薩瓦河邊，有鵝卵石大街、巴羅克教堂、漂亮的新藝術主義商店。它最著名的標誌是建在山頂上的城堡。齊澤克從未去過那裡。在盧布爾雅那遊覽時，他更熱衷於指出觀光手冊中沒有提及的景觀。穿過主幹道時，齊澤克說，“這是盧布爾雅那的主要街道，先前叫鐵托大街，現在叫斯洛文尼亞大街，這是典型的後社會主義方式。”在經過一幢建於20世紀50年代的辦公大樓時（這幢辦公大樓與建於19世紀的大樓毗鄰而居），他說，“新大樓是議會的辦公處，舊大樓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辦公處。它們居然沒有裝模作樣地相互獨立，這個樣子我喜歡。”在三橋（Three Bridges）——它們非常別致地橫跨於薩瓦河的拐彎處，他說，“這些大橋是20世紀30年代由一位法西斯主義建築師設計的，這位建築師現在又被打造成了後現代主義者。”看到街邊小販在兜售《姆拉迪那》（Mladina）雜誌（《姆拉迪那》是一份週刊，在80年代是異議者的重要喉舌），齊澤克介紹說，“當時的報攤不允許出售《姆拉迪那》，只好像現在這樣沿街叫賣。當然，現在的報攤是可以出售的，但《姆拉迪那》喜歡以這種方式推銷，為的是保留純真的外貌。”看到舊城中名為鄉愁的咖啡館關了門，他感到失望。“他們做三明治的麵包不太好，上面抹的也只是一層黃油和果醬而已，就像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樣。我喜歡那個地方。”

盧布爾雅那只有25.4萬人，因而很像一所學院，人們彼此認識，或者睡在一起，或者鬥成一團，或者既睡在一起又鬥成一團。齊澤克最有可能獲勝，儘管他處事的方式有些神經質和不靈活，物理學或教育學經常考不及格。和在大多數東歐國家一樣，與那些擁有無憂無慮的歷史的國家相比，斯洛文尼亞的知識份子（甚至詩人）在公共生活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因為這個緣故，與東歐其他地方（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知識份子不同，斯洛文尼亞的知識份子相當熟悉雅克•拉康的理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齊澤克，他在20世紀70年代就著手介紹拉康的著作。在斯洛文尼亞，雜誌編輯、藝術家、電視談話節目的編導隨手都可以拋出幾個拉康用語，諸如“漂浮的能指”、“大對體”之類的。有一半的政府官員似乎在大學裡研究過拉康，包括執政黨的前總書記格雷戈爾•戈洛比奇（Gregor Golobic）。他在盧布爾雅那大學撰寫的畢業論文，就是對克拉圖魯（Cratylus）哲學做了拉康化批判。（“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喜歡他。他是斯洛文尼亞未來的斯大林，一個強權人物。他是這樣一個人，有一次我在他的辦公室裡跟他談話，一個部長打來電話，他對那位元部長說，‘滾蛋！我沒時間跟你廢話！’”齊澤克如是說。）在維吉尼亞大學任教的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曾經邀請齊澤克與巴特勒一起討論拉康。他說，“齊澤克告訴我說，斯洛文尼亞政界的主要戰役發生在拉康派與海德格爾派之間，拉康派控制著行政事務，海德格爾派控制著軍事事務。”

齊澤克是一對職業夫婦的獨子，十幾歲時就是電影和書籍的瘋狂消費者，他有空就去由政府資助的影片儲藏室觀賞好萊塢經典影片。在盧布爾雅那大學讀研究生時，他不經意間看到了剛剛出版的法國結構主義著作。這些著作自然無法出現在馬克思主義課程表上。他的碩士論文，著重考察了拉康、德里達、克莉斯蒂娃以及其他歐陸哲學家的著作，這些人那時已經成了典範性人物。儘管這篇論文才華橫溢，齊澤克還是無法獲得碩士學位，直至他同意增加一個附錄，對上述哲學家的著作做充分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他才如願以償。這樣的話，即使齊澤克有朝一日變成了危險的異議分子，他的導師也可以聲稱，他已經竭盡全力使這位年輕人走上正確的康莊大道了。

儘管修訂了論文，上級還是認為齊澤克不適宜於任教。他只好前往法國，在那裡斷斷續續地度過了四年時光，在拉康的女婿和知識繼承人雅克-阿蘭•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指導下學習。在經歷了一場傷痕累累的戀愛風波之後（他深愛的女人是他以前同事的太太，為了證明他有多麼愛她，他竟在當時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鑲嵌了一首藏頭詩），他還跟著米勒進入了精神分析領域。齊澤克認為，他的治療尚未完結。“精神分析治療的確對我有益，但我也沒有米勒認為的那麼嚴重，以至於我要想，我應該自殺嗎？我說什麼呢？明天五點，我與我的分析師有約，既然如此，我怎能自殺？”

對於齊澤克來說，20世紀70年代是淒涼黯淡的，不過到了80年代事情便有了起色。當時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政府正在失去權力。儘管齊澤克和許多渴望過上美好生活的南斯拉夫人一樣，也是一位共產黨員，但他開始積極參與抗議運動。他負責協調公共關係。“他喜歡引用列寧的話，”和齊澤克一樣，《姆拉迪那》的記者阿里．澤定（Ali Zerdin）當時也是一個名為保護人權委員會的抗議團體的成員，“他總要預測對方的反應。有一回，有人說，咱們應該組織一次絕食抗議，他說，‘那可不行，塞爾維亞電視臺只會說，那些腸肥腦滿的斯洛文尼亞人要節食了。’”

齊澤克相信，某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在社會主義的最後十年過得最好，因為除了擁有國家資助的食物、住房、工資、文化，還享受著可以抱怨政府的樂趣。“有三年時間，是絕對的自由自在，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規章條例，來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那時到處都是報亭，它們都貼著色情十足的海報。有一次我跟兒子一道經過一個報亭（他那時還很小），亭子上貼著一張很大的海報，上面畫了個一絲不掛的女人，她雙腿撇開，跨在哈里-大衛森（Harley-Davidson）摩托車上。我兒子說，‘快看，多棒啊！’但他沒有注意到那個女人，他指的是哈里-大衛森摩托車！那是我們的失樂園。”

在那些年代裡，齊澤克忙著為自由民主黨制定意識形態原則。自由民主黨是溫和的中間偏左的政黨，它誕生於學生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統治著斯洛文尼亞。“他幫我們，因為我們都是些20歲或25歲的年輕人，渴望改造國家。他身為教授，又聰明絕頂，但他沒有成為黨的中堅力量，因為他總是不斷地改變立場，”前文化部長約瑟夫．斯科爾奇（Jozef Skolc）解釋說。齊澤克辯解道，面對斯洛文尼亞的獨立，他內心充滿了矛盾：從理論上講他反對獨立，但又接受獨立帶來的政治利益。他花了很長時間平息內心的不安，然後開始競選斯洛文尼亞四人總統委員會（four-pers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中的一個席位。那是1990年，這個國家第一次舉行民主選舉。他最後獲得的是光榮的第五名——對他而言，到目前為止這是最好的結果；或許對於斯洛文尼亞來說，這也是最好的結果，因為，如果他真的當選了，他的第一個行動或許就是辭職。“我覺得佔據那個位置意味著你每週都要開會，隨之而來是影響和權力——不過我不稀罕，那是個一天要工作24小時的職業，承載著愚不可及的社會義務。”

90年代中期，有人要齊澤克考慮出任政府部長一職，他拒絕了。“總理說了，‘你想要科學部還是文化部？’我告訴他，‘你瘋了？誰要那堆破爛？我只對兩個位子感興趣——內務部部長或秘密員警首腦。”不過最終他還是當上了斯洛文尼亞的文化大使，理所當然地拿到了外交護照。不過沒過多久，他又主動交回了外交護照。“我原以為拿那玩意外出旅行便利一些，沒想到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拿著外交護照出入海關，移民局的官員會看著我，心想，這夥計算是哪門子外交官？結果花費時間比原來長一倍。”

在斯洛文尼亞獲得獨立的前一周，齊澤克為《姆拉迪那》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為自由而呼”。他引用了馬克思兄弟會（Marx Brothers）講過的一則老笑話：“你想雇個律師？雇個律師吧。你會有更多的麻煩，但至少你雇了律師。”他把這則笑話轉給了斯洛文尼亞的民族主義：“你想獨立？那就獨立吧。你會有更多的問題，但至少你獨立了。”在把齊澤克理解為馬克思兄弟會的一員時，格勞喬•馬克思的作品是有用的參考，因為不僅要把齊澤克在政治問題上說過的話理解為政策建議，還要把它理解成某種表演。新學院大學的詹姆斯•米勒有一次談到齊澤克的演講，“你會耐著性子聽完他滔滔不絕的廢話，後結構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氣氛彌漫在你的周圍，然後他會為民主社會主義做些辯護。第一次同他談話，我說，‘但是斯拉沃熱，這是不協調的。’他聽了我的話，卻又置若罔聞。一旦輪到他發言，他就開始享受那刹不住車的美好時光了。”

借助於卡爾．馬克思的著作（這可是校園知識份子標準的閱讀材料），齊澤克一直在為回到列寧摩拳擦掌，這是令人無法容忍的。他最近編輯了一個列寧文集，名之曰《決戰前的列寧》（Revolution at the Gates）。他還撰寫了令人不快的前言與後記。“我知道列寧可能殘酷得近乎無以復加。我現在要說的是，那是前所未聞的自由大爆發，也是下列瘋狂信念的大爆發——我們真的開始創造新生事物了。”不過在齊澤克那裡，斯大林充當的是某種stock gag。他的朋友埃里克．桑特納認為，“這並不意味著他在美化斯大林。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意思是，進入權力鬥爭所導致的複雜性是無法避免的——左派不能一味地批判，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我想這就是斯大林作為一個能指對齊澤克的意義。”齊澤克的著作《有人說過極權主義嗎？》（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反對把斯大林主義與納粹主義混為一談；不過，他坦率承認他有點同情墨索里尼：“你知道，民主派在1925年指責墨索里尼說，你想統治義大利，但你沒有任何綱領。可你知道他是如何回答的嗎？他回答說，我們的確有綱領，我們的綱領就是，不惜以任何代價統治義大利。我喜歡墨索里尼，那夥計了不起，可惜後來受了希特勒的蠱惑。”

齊澤克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極不正確的，並以此為榮。他樂於人們把他稱作男子沙文主義者，還準備在男子同性戀權益問題上發表高見。“我對同性戀的最高辯護是，你證明說，同性戀有違人的天性，那麼我可以說，同性戀是純粹精神性的。任何一個白癡都能順其天性，既然如此，難道這麼說不是真正偉大的事情嗎——我是如此的愛你，以至於為了你，我可以違反一切自然規律？”對於齊澤克而言，不幸的是，他的同儕還沒有被他的“惡劣天性”折服。哥倫比亞大學的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葛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經對他說過，‘斯拉沃熱，你擁有一顆政治上正確的靈魂，而你對它深表懷疑。’……我覺得在那一天結束時，他甚至可以接受女權主義了。”當齊澤克在演講中引用斯大林、列寧或共產主義的語句時，他就會聽到心照不宣的低聲輕笑，因為沒有誰還那麼天真地在字面上理解他的話。也就是說，一個人也沒有，除了對極權主義東歐有切身體驗的古怪老紳士。這種類型的人，越來越少了。

幾周前，齊澤克飛臨紐約，要在那裡小住數日。除了在時代廣場玩具反鬥城公司（Toys “R” Us）給他小兒子購買玩具汽車（他說，“我看上去真是東歐極了，提著一大堆購物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梭荷區（SoHo）一家名為Deitch Projects的畫廊發表演講。演講在一個嚴寒的冬夜舉行，那個刷成白色的飛機棚一般的畫廊裡沒有暖氣。但這沒有令人群止步（大約有600人左右），他們蜷縮在寒冷的冬季裡，身穿長長的黑大衣，頭戴稀奇古怪的帽子，有秘魯式的，也有俄羅斯式的。其實，本來還有更多的聽眾，但因為超出了這個畫廊的安全警衛的控制能力，幾十人被拒之門外。他們並沒有走開，而是聚集在畫廊的窗下，不斷拍打窗戶，請求放他們進去。這給這個事件賦予的期待色彩，不太適合於一場學術演講，而更適合於淫穢而地道的比利時音樂DJ的表演。

給齊澤克準備的是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而不是演講台，於是他躲在了絕大多數聽眾的視線之外。他的在場由放大了的空殼語音取而代之了。他有些猶豫，說說停停的，好像一直都在期待著有人打斷他，就像雞尾酒會上神經兮兮的客人。他播放了希區柯克電影的一些片斷，這些片斷的次序被打亂了。“很抱歉，我以前從不這樣，”他以那種只有失戀的情人才會有的窘迫腔調說道。電影片斷的字幕是用斯洛文尼亞語製成的，齊澤克用“淫蕩”來描述它。他是如此陶醉於對希區柯克做拉康化的闡釋，如此頻繁地引用他所謂的“令人困惑的凝視”，以至於沒有注意到，外面大街上開來一輛警車，警車閃爍的藍燈照在窗外一張張垂頭喪氣的臉上，手拿喇叭的員警命令那裡的人群離開。

齊澤克講的還是在芝加哥大學深受歡迎的那些話，而沒有什麼變化——有關巧克力蛋的段子，有關基督徒名為放棄、實為放縱的笑話（“成為獨身的天主教神父吧，這樣你想有多少孩子就有多少孩子了”），還有巴米揚佛像。儘管最終他還要面對更加棘手的問題。“或許大家已經看過了電影《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在那裡，人還沒有受到指控就被捕了。為什麼聽起來這麼耳熟？這是國際關係的新模式。美國聲稱它會提前知道誰將攻擊它。”齊澤克說，這就是向恐怖主義開戰造成的後果。“恐怖主義襲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只是被無限期地推遲了。真正的災難在於，我們現在永遠生活在災難的威脅之下。”

齊澤克反對向伊拉克開戰，但他反對開戰的理由與他許多同事反對開戰的理由並不相同。齊澤克反對開戰，並非美國的理由不充分。相反，美國已經提出了太多的理由。不過，如果這場戰爭的真正目的是使全球進入緊急狀態呢？“令我感到揪心的是，現在隨處都是我要稱之為無聲革命（silent revolution）的標記。與那個大爆炸事件相比，這更令我不安。”拷打已經成了合法的談話題目，這個事實成了社會變革蔓延的範例。他說，把這種變化簡單地理解成推翻薩達姆政權這個可欲目的的必要手段，是錯誤的。“不是目的證明手段合法，而是目的已經成了手段。”他似乎要表示遺憾，因為他無法找到贊同這場戰爭的理由。他很失望，因為他要被迫與頭腦簡單的反戰運動為伍。齊澤克甚至認為，作為一種回應，指出其中的悖論是不充分的，儘管是必要的。“伊拉克是一個邪惡國家，為什麼不向它發起攻擊？但現在的情況是，向它發起攻擊意味著我反對它。”聽上去他和孤陋寡聞的政治觀察家一樣困惑和孤獨。

講完後，有些聽眾匆匆離開坐席，齊澤克則開始徵求問題。有人開始耳語，說畫廊另一端的大廳平臺上準備了點心。齊澤克還在不停地講著，前面的座位空得越來越多。一個小時過去了，齊澤克已經離開了伊拉克，開始講一個來自社會主義時期的老笑話——三個人走進了西伯利亞的戰俘集中營，然後如何如何——來自大廳裡的嗡嗡聲，帶著葡萄酒和乾酪的雙重氣味，越來越大，直到跟滯留在寒風中的人們拍打窗子發出的聲音一樣響亮……

注釋：
　　
〔1〕本文譯自麗蓓嘉．米勒（Rebecca Mead）對齊澤克的專訪，原文題為《一位來自斯洛文尼亞的哲學家是怎樣成為國際明星的》（“How a philosopher from Slovenia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star”），發表於2003年的《紐約客》（The New York）雜誌，略有刪節。麗蓓嘉．米勒在牛津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紐約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曾經是《周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作者，《紐約》（New York）雜誌的編者，1997年以來任職於《紐約客》，是該雜誌的專業作家。——譯者注。　　

〔2〕《宋飛正傳》（Seinfeld），美國電視連續劇，喜劇，以描述公寓生活的零星瑣事取勝。——譯者注。　　

〔3〕《齊格弗里德》（“Siegfried”）是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的第三幕。——譯者注。　　

〔4〕齊澤克在此套用了他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講過的一個笑話：“我很高興我不喜歡吃蘆筍，”一個小女孩對一個頗富同情心的朋友說道，“因為如果我喜歡吃的話，我那就不得不去吃它了——而且對它我真是難以忍受！”——譯者注。

由 bee 發表於 July 14, 2004 10:39 A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