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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美國新保守派手中的工具

轉載：【亞洲時報在線／2004.07.28】
作者：Jim Lobe

在美國新保守派為推動政府攻打伊拉克產生的各種錯覺中，最經久不衰的當屬推廣“威爾遜式的民主”這一口號。作為過去30年以來一直關注新保守派運動的一員，筆者認為推廣民主這一說法很難站得住腳。

筆者的懷疑不僅建立在他們推廣民主的物件明顯具有選擇性這一事實基礎上。畢竟，人們只要想想美國對烏茲別克、巴基斯坦、突尼斯和約旦等極權政府的支援就能找到他們的自相矛盾之處。也不是新保守派力促布希停止對付阿拉法特（阿畢竟是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區廣大合格選民推選出來的領導人）這一事實暴露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偽善和盲目。強硬的新保守派如理查德•珀爾認為巴勒斯坦人根本就不應該尋求自治。

毫無疑問，新保守派長期以來一直宣稱推廣民主。實際上，他們30多年來一直堅決支援美國與以色列結盟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於這個猶太國家的民主身份：在充滿仇恨、宗教狂熱的中東地區，以色列可謂孤獨的民主前哨。

然而，問題是當推廣民主（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與新保守派維護以色列安全的要任有潛在衝突時，他們將如何取捨？對歷史的簡短回顧也許有助於我們找到答案。

新保守派運動始於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色列在聯合國日益孤立之際，在雷根執政時期才初嘗實權在握的甜頭。雷根當時尤其青睞新保守派中的柯克帕特裏克女士，其原因就在於兩人志同道合：後者也嚴厲抨擊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嚴重破壞了美國與一些“友好的獨裁政府”，如伊朗的巴列維政府、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府、南美的軍事獨裁政府、甚至南非推行種族隔離的政府的關係－這些政府都與以色列關係良好。

柯克帕特裏克提出，與其強迫這些政府進行改革，還不如給予慷慨的支援，將它們拉入全球反蘇聯盟，這是因為在她看來莫斯科比這些獨裁政府邪惡得多，而且這些“獨裁”政府最終有可能轉化為民主政府，但蘇聯這種“極權”政府並沒有可能。

雷根採納了這些建議。在他的第一屆任期內，雷根不但給予了這些“友好的獨裁政府”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慷慨支援，而且還推行受到新保守派啟發的“雷根主義”－扶持阿富汗的聖戰者、安哥拉的部落民族主義者和尼加拉瓜的前國民衛隊之類的右翼“自由戰士”，這些人都是以狂熱和野蠻著稱。與此同時，以色列1982年對黎巴嫩的入侵使新保守派們欣喜若狂，但這倒不是因為它能促進民主事業，而是因為它能把巴勒斯坦組織逐出黎巴嫩，地區權力平衡將對蘇聯支援的敘利亞不利。因此，新保守派們在雷根執政他們最受寵時並沒有大力推行民主，那麼他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高唱民主之歌的呢？

大部分分析家將他們的轉化追溯到80年代末，當時“人民權力”運動把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趕下了台，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將軍在全民公決中落選。當時，著名的新保守派沃爾夫威茨和阿伯拉姆斯都是分別負責這兩個地區的國務院官員。一些新保守派學者立即支援這種對柯克帕特裏克理論的背離，並稱贊這種背離為一種必要的方向修正，尤其是在冷戰的硝減已經慢慢消失之際。

沃爾福威茨和阿伯拉姆斯等人支援除掉這兩個“友好的獨裁政府”，大量共和黨議員與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其中一些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如參議員盧格已經在南非政策問題上與雷根及其新保守派決裂。在這方面，新保守派喜歡說他們既是倡導者也是追隨者。

他們整個90年代的歷史更加印證了這一點。與傳說的恰好相反，新保守派，包括被認為是最虔誠的“威爾遜主義”的信徒沃爾福威茨並沒有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力促老布希在巴格達推廣民主。儘管他們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後的確支援自由主義鷹派的“人道干涉”論，但他們堅持了後冷戰時期的一個現實主義原則：那些或多或少有些民主性質的政府，只要它們不敵視美國，比所謂的“友好的獨裁政府”更應得到美國的支援。

因此，當阿爾及利亞軍隊1991年12月突然取消選舉時，無論現實主義者還是新保守派都沒有表示反對，因為選舉產生的可能是一個反對美國（當然更仇視以色列）的伊斯蘭主義政府。實際上，在與大衛•弗洛姆合著的《終結邪惡：如何贏得反恐戰爭》一書中，理查德•珀爾拿阿爾及利亞的局勢作為他支援中東“民主化”而不是“民主”的理由，其理論之微妙可能會令現實派大師基辛格也自嘆弗如。

同樣，當新保守派1995－96年首先開始煽動除掉薩達姆時，他們提出的觀點完全是以13年前他們用來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辯護的典型的現實政治為依據。因此一個以珀爾為首、還包括國防部政策次長費斯和副總統切尼的中東顧問大衛•沃爾薩在內的特別小組1996年指出，罷黜薩達姆是使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向有利於以色列的一方傾斜、使它（以色列）可以“衝破”奧斯陸協定的禁錮和在與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中掌握主動權的關鍵。

沃爾薩緊接著又撰文呼籲根據“部落/宗族/家族聯盟”重組中東地區，以建立一個“更穩定的權力平衡機制”。1998年，當新保守派和流亡美國的伊拉克政客查拉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國會推動“解放伊拉克法案”時，該法案的支持者，如以新保守派為主的“新美國世紀工程”（PNAC）完全只關注薩達姆造成的軍事威脅。即使是在911事件剛剛發生、PNAC警告放過薩達姆就是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重大妥協”時，民主問題也根本沒有被納入議程。

僅僅是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垮臺後，新保守派才開始提出這一被現實主義戰略家稱為“新瘋狂”的論調：反美恐怖主義是由於受到阿拉伯獨裁政府的鎮壓所致，因此通過入侵和占領伊拉克這個最專制的國家，美國可以在這個阿拉伯世界的戰略心臟建立一個親西方的民主政府，此舉反過來也將推動整個地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表面上看來這種觀點頗為誘人，尤其是對沃爾福威茨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但是對那些越來越利庫德化的新保守派主流，如珀爾、費斯、派普斯（堅定的反伊斯蘭分子和以色列的支持者）、波德霍雷茨（新保守主義創始人之一）和邁克•萊丁（中東問題和反恐專家）來說，爭取公眾支援以一勞永逸地改變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由 bee 發表於 July 29, 2004 08:08 PM | 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