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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需要什麼國際觀？

轉載：【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4.09.01】
撰文：陳美霞（作者為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目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

近日台灣媒體三則新聞報導特別引人關注，一、當台灣跆拳道在奧運揚名國際時，一項調查發現年輕人的國際觀「很糟」，平均分數竟然不及格；二、艾利颱風重創台灣，造成全台十多人死亡，近二十人失蹤的慘劇；三、名作家陳映真感嘆；當代青年創作者不關心周遭的人與社會，他們的創作多「以自我為中心」、多是「作者的獨白」。

筆者雖身在國外，心繫台灣，忍不住將這三則似乎互不相關的新聞報導連結起來，進而對上述「國際觀」調查研究的片面性產生質疑；即使台灣年輕人的國際觀測試得滿分，知道奧運主辦國希臘在哪裡，知道美國的首府在哪裡，也知道日本首相是誰，假如他們真如陳映真觀察的一樣，自我中心，認為艾利、敏督利，以及過去屢次造成的土石流、山崩、及水患等等問題事不關已，對屢遭颱風災害蹂躪的弱勢族群漠不關心，那麼，他們對台灣種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對台灣社會的改造及提升，又有助益？

台灣確實需要國際觀，但不是對世界各國地理位置、首都、或總統首相大名瞭若指掌的、膚淺的國際觀。台灣需要的，是根植台灣社會、密切關注社會脈動、為弱勢族群發聲、為改造社會而有在地行動、為解決社會問題而有全球思維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國際觀。

約一週前筆者在舊金山參加美國社會學會年會，學會警覺到美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層出不窮，而社會學多年來卻因過度專業化、象牙塔化，與充滿活力、又充滿矛盾的民間社會似乎漸行漸遠，為擺脫如此孤立的局面、再度與公眾密切叩聯，於是決定將今年年會主題定為「公共社會學」。

配合年會主題，演講的眾多公共知識份子中，包括為爭取世界各國人權奔走全球、不遺餘力的前愛爾蘭總統羅賓遜；對西方學術影響深遠的依賴發展理論創始人，現正領導一項結合世界各地無政府組織參與聯合國論壇的計劃的前巴西總統卡多索；以及投身印度反水庫運動，為印度社會最底層族群發聲的名小說家及社會運動者阿蓉妲緹．洛伊。這些公共知識份子雖然來自不同的社區、社會、或國家，談的是不同的問題，他們有個共同點：他們均密切關注他們所處的社會所面臨的，包括健康、教育、貧窮、人權、環境、經濟、政治等等問題，並以宏觀且國際的視野分析這些問題，他們均為解決這些問題而投身於在地行動。

世界各國所共同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貧富差距加大；失業率上升；當貧窮者、失業者大增，需要國家保護時，公部門經費卻大幅縮減；人權─包括健康權、教育權、工作權、政治及民權及其他經濟、社會、及文化權─深受威脅；環境生態大受破壞等等。而多數公共知識份子有個共識；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上述嚴重社會問題的背後，似乎有著更根本的罪魁禍首，那就是，在八○年代開始橫掃全球各角落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及在此思潮下所推動的毫無規範的市場化及商品化、毫無節制的資本全球化。

台灣身處世界體系，自然難以抗拒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潮流，再加上國家領導者的縱容甚至推波助瀾，於是台灣社會在八○年代末開始經歷市場化、商品化、及私有化肆虐，因此，與世界體系內其他國家一樣，自然也無法倖免於上述社會問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九○年代，最高百分之十的家戶所得分配是最低百分之十的十多倍，十年後，當今，這個差距已增至將近七十倍；失業率從八○年代的一％左右上升至二○○三年的五％；公部門經費大幅縮減、政府組織大肆縮編，社會福利經費大量縮水，公衛體系廢功、醫療體系全面市場化；人民─尤其弱勢族群─的健康權、教育權、及工作權大受威脅；環境生態遭嚴重破壞，土石流及環境污染問題紛至沓來。

對於這些令人憂心的社會問題，台灣的年輕人能否向公共知識份子學習，以全球的思維，以深刻的國際觀，分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及可能解決方案，進而以實際行動，投入社會的改造，社會問題的紓解？

台灣年輕人的國際觀測試分數不及格或許使台灣奧運金牌的光彩消減一些，但是，他們若對長年困擾台灣的社會問題不聞不問，不知以全球的視野理解台灣弱勢族群的困境，不願投入這些問題的解決，弱勢族群處境的改善；那麼，多少奧運金牌、多高的「國際觀」分數，都將對台灣社會的改造與提升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