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断断续续，被弹坑和横在路中央的烧焦车架切割成碎片的艰难行进，有些路段整个塌陷下去，露出底下的排水管和钢筋。

约翰不得不一次次把车拐进乡间土路，那些路本是给运干草的牛车用的，狭窄得令人窒息，两侧的白桦树枝丫刮擦玻璃，发出密集的沙沙声。

他的视线在挡风玻璃和后视镜之间不断切换，每隔一会儿，就要扫视天空是否有战斗机的踪影。

俞琬坐在后座，闭着眼睛，可她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真正睡着过了，在防空洞里，她每一根神经都在警戒，而在车上…车上太颠了。

欧宝的底盘在路上磕了无数次，每一次车轮碾过碎石，脊椎都被震得发麻，小腹深处的神经也跟着跳一下。

女孩把毛毯迭成小方块抵在腰后，一手紧握车门扶手，一手撑着座椅，努力在减轻对盆骨的冲击。

沿途的检查站越来越多，有些是正规的部队哨卡，沙袋工事后面架着g42机枪，戴钢盔的士兵会用手电筒照进车窗。

约翰递上克莱恩签发的优先通行令时，他们会立刻挥手放行，那个签名的分量在第三帝国的军队体系里，能压过所有怀疑。

但更多的检查站不是正规的，有些是溃兵设的。从前线撤下来的散兵游勇，成群，穿着破烂的军大衣，手里的毛瑟步枪倒还是真家伙。

他们在公路上横一根烧焦的电线杆当路障，拦下车索要汽油、食物和钱，有的连自己都不知道要什么，只是觉得世界欠他们一个交代。

大多数溃兵看到约翰就会自动让开，倒并非惧怕证件，而是因为他身上，萦绕着一种无需证件也能被识别的东西——那种在战场上杀过无数人，并且还会继续杀人的老兵才会有的煞气。

偶尔遇到不识相的，约翰只需将手指搭在鲁格枪套上，指节敲一下金属扣，那些人就会自己悻悻然退开。

但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军人，在纽伦堡南郊，一个被炸毁的砖窑附近，欧宝被七八个穿便装的男人拦了下来。

领头的是个瘦高个，扛着猎枪，说话带着浓厚的弗兰肯口音，俞琬只听懂了“过路费”这个词。

约翰摇下车窗，“没有现金，汽油票可以给你们两张。”语气平静得像在和卖土豆的农民讨价还价。

瘦高个弯下腰，瞄到了后座缩在毛毯里的黑发女人，咧嘴笑出半颗缺了的门牙。

“我们不收纸，只收东西，手表、戒指、还有车上那个漂亮娘们儿，她是哪国人？中国人，日本人？”

约翰眼底有什么一闪而过，挂倒挡，踩油门，欧宝在碎石路上急速倒车三米。

瘦高个举起猎枪，还未及瞄准，一颗子弹已从车窗内射出，精准命中眉心，那人嘭地倒地，后脑勺磕在地上，猎枪滑出去，在碎石地上转了好几圈。

剩余同伙大惊失色，回过神时，正要一拥而上，而车身已然横甩了半圈，带翻三两个人，油门踩深，从尸体上直接碾过去。

猎枪立时响起来，铁砂冰雹般打在后窗的防弹玻璃上，噼里啪啦留下了十数个白点。

约翰从后视镜里看了眼后座，女孩伏低着身子，双手护着小腹，脸埋在座椅和车门之间的缝隙里。

直到那些声响彻底消失，她才缓缓直起身来，凌乱的黑发黏在苍白的脸颊上。

“夫人？”他将车速降下来，眼里分明写着，你还好吗？

女孩扯起嘴角笑笑。“我没事。”

他们在第二天傍晚进入巴伐利亚，地势开始起伏，道路两侧的冷杉林取代了平原上的农田，阿尔卑斯山的余脉在地平线上浮现。

这里的雪比萨克森州更厚，路更窄，山更高，但村庄看起来相对完好。

慕尼黑周边的城镇还未被系统地轰炸过，至少表面上还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正常：农舍里透出煤油灯暖黄的光，偶尔能看到裹着头巾的农妇，拎着冒热气的铁桶从奶牛棚里走出来。

他们在一个叫魏尔海姆的小镇停了车，加油站门口挂着牌子“汽油已售罄，只有水与祝福”。

约翰径直进去，用三张军用汽油票和一个打火机跟老板换了一桶油。

老板是个安假肢的帝国师老兵，看到汽油票上党卫军的徽章，没有多问，就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满是灰尘的油桶，帮欧宝油箱灌满。

约翰同他交谈了几句，问前方的路况，哪座桥还在，哪个路口有宪兵常驻盘查。

俞琬推开车门，在车里闷了太久，突然灌进肺里的冷空气引得她咳了好几下。

她走到加油站旁的洗手台前，掬起一捧水拍在脸上。

抬头时，斑驳的镜面映出一张陌生的脸：苍白如纸的肤色，干裂的嘴唇，眼下泛着青黑。女孩把碎发拢到耳后去，镜中人看起来狼狈极了。

1945年初，英美对德累斯顿进行了多轮猛烈轰炸，投下近4000吨炸弹，引发巨大风暴和烈火。大片老城区化为废墟，造成约25000人丧生。这里把这场具有争议性的大轰炸往后推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