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车厢里只有寥寥数人，隔壁过道是一个穿着黑色丧服的德国老妇人，抱着牛皮文件箱，从上车后就一直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着，不知是在祈祷，还是在反复默念某个地址。

她在回德累斯顿，她的庄园在萨克森，丈夫1916年死在凡尔登，儿子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失踪，失踪。

失踪的意思是不知道死没死、死在哪里、有没有人收尸。

三年了，老人每个月往国防军人事局写一封信，每次都附上贴了邮票的回邮信封，却没有一次回复。她决定不等了，她要回自己的家，死在自己的床上，这趟列车，是自己和普鲁士之间最后一段路程。

斜对面靠窗的位置是一个中年男人，领口别着纳粹党徽，手里攥着被揉皱的《人民观察家报》，头版头条还是“波森守军英勇抗击布尔什维克洪流”。

一位波兰老绅士坐在角落里，背挺得很直，在旧式礼仪中被训练出来的直。

他看起来像已经被解散的波兰傀儡政府文官，那种在战前拥有庄园、图书馆和三个女仆的人，现在的全部家当，只有膝上快散架的密茨凯维奇诗集，和脚边一只瘪瘪的皮箱。

门边坐着一位国防军上校，右手缠着绷带，肌腱断了，再也不能扣扳机，他不抽烟，不闭眼，灰蓝色眼睛空洞得可怕，他的步兵旅在维斯瓦河被打光了。

两千人，活下来的不到六十个，他本人在白桦树下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被后撤的工兵发现。

没有人追究他为什么活着，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开军事法庭，他被命令去德累斯顿重组部队，用六十个人重组一个旅。

这大概是最后一班从波兹南开往德累斯顿的列车。

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会停，有时是换车头，有时是给军列让道，更多时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停。

东线的军列一辆接一辆往西开，敞篷车皮上坐着灰头土脸的步兵，拖着被打残的四号坦克和突击炮。

包厢里流淌着一种战时特有的沉默，这节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跑，从不同方向、不同战场、不同形式的死亡里跑出来，挤进这班摇摇晃晃的列车，往一个暂时还安全的城市跑。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安全只是暂时的，战争像雪崩，你跑得再快，回头时雪还在后面追。

车窗玻璃冰凉，凝着一层薄薄的霜。窗外是战争末期的德意志。

列车驶过一片被坦克碾过的麦田，麦茬从雪里戳出来，焦黑焦黑的，偶尔经过一个村庄，房屋的窗户全是黑洞洞的，教堂只剩半面山墙，十字架半埋在雪里。

列车颠簸了一下，包厢里的人同时晃了晃，约翰从女孩的行李里掏出热水壶，拧开盖子，推到她面前。

她接过去，却迟迟没有喝，捧在手心里，热气从壶口袅袅升起，扑在脸上，眼睫毛很快蒙了一层水汽。

“指挥官说夫人要多喝水。”约翰的语调平得像在汇报弹药存量。

他不是一个擅长提醒的人，他的任务范围通常是确认油料补给、检查武器状态、在狙击镜里瞬息命中目标。

但此刻的约翰坐在她对面，努力执行一项从未被训练过的工作——照顾一个女人，一个怀着孩子的女人，一个在月台上用尽所有自制力，才没回头冲进他长官怀里再也不走的女人。

俞琬抿了一小口，温水顺着喉咙滑下去，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久没喝水了，从醒来到现在，身体在下意识把眼泪省下来，把话省下来，把所有力气都留在往前走这件事上。

“维斯瓦河也这么好看。”那上校忽然开口。

他的声音很轻，并非对车厢里的任何人说的，眼睛还望着窗外。

远处隐约可见一条河的轮廓，浅灰色的，两岸树木被雪压弯了枝头。

“我是说，”他顿了顿，“两年前我带着团从那里渡河的时候，也是这个月份，河面没完全封冻，工兵搭浮桥搭了一下午，我当时想，这鬼地方真他妈冷，现在想，那条河还挺好看。”

说完闭上了嘴，好像已经把这辈子剩下的所有话都说完了。

没有人回答他。

过了那条铅灰色的河就是萨克森，列车继续向前，铁轨接缝的咔嗒声均匀而单调。

俞琬闭上眼，脑海一遍遍回放着月台上，克莱恩额头抵着她时的画面，仿佛反复读一张被迭了太多次的信纸，折痕越来越深，字迹越来越模糊，却舍不得停下来。

再睁开眼时，火车钻进一段隧道，外面黑下来，车窗玻璃上映着她的脸。

车厢里灯光太暗，她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黑头发，黑眼睛，在玻璃和黑暗的迭加中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些。

思绪毫无预兆回到很久以前…也没那么久，去年夏天，仿佛隔了一辈子似的。克莱恩在巴黎官邸的厨房里。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搁在她头顶，说她看起来像个高中生。

她当时在煮咖啡，“我不是高中生，我24岁了…”，他淡淡应声：“嗯，24岁的高中生”，她气得跺